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毛澤東年譜》，在1941年12月后有一條曾說：“為中央黨校題詞‘實事求是’”。
　　中共中央組織部與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屆中央委員大辭典》，在有關彭真的條目中說：“1941年起任中共中央黨校教育長、副校長”。
　　《彭真傳》編寫組編的《彭真年譜》，在1941年12月后說：“年底制定中共中央黨校計劃。這個計劃是同毛澤東、任弼時等共同商定后執筆起草，並經中央黨校管理委員會討論通過的”。還說：“向毛澤東請示，中共中央黨校的校訓問題。毛澤東說：“應是‘實事求是，不尚空談’”。“根據毛澤東關於中共中央黨校校訓‘實事求是，不尚空談’的精神，和中央黨校領導人研究制定辦校的方針”。
　　可能是因為上述這些權威部門編寫和出版的著作中有這樣幾條記載，所以還有人寫文章說：“1941年12月17日中央政治局決定成立中央黨校管理委員會，由鄧發、彭真、陸定一、王鶴壽、胡耀邦等組成。鄧發為校長，彭真為教育長”。又說：“1943年11月7日中央黨校大禮堂竣工時，有人提議要在禮堂門上挂一個校訓題詞。於是人們就請中宣部的范文瀾寫。范老先生寫了幾幅字，自己不滿意，他便提議找毛澤東寫。毛澤東同意后，在4張2尺見方的麻紙上寫下了‘實事求是’四個大字”。
　　我覺得上述這種種說法，還頗值得研究和推敲。我的質疑主要有以下幾點：
　　其一：說彭真 1941年到中央黨校工作並任教育長，恐怕是缺少根據，靠不住的。
　　上個世紀 60年代初，中共西北局曾計劃恢復延安十大革命遺址，其中有中共中央黨校，派延安地委副書記劉靜同北京各有關單位聯系，請各單位分別收集有關材料。為此，在中央黨校曾成立了一個由中共中央黨校、中共西北局黨校、中共延安黨校人員組成的“延安中央黨校校史調查組”。組長是當時中央黨校的秘書長牟澤銜，副組長是當時中央黨校教育長李踐為。我當時參加了這個調查組。我們曾到中央檔案館查過有關中央黨校的檔案，就沒有查到有關彭真 1941年到中央黨校工作並任教育長的文獻。當時我們還訪問過 1941年任教務處長的劉芝明、教員張承民、楊英杰、校務處副處長牟澤銜、校務部秘書張德溫、科長王大富等人，也沒有任何人說過彭真 1941年就到了黨校並任教育長。
　　就是上邊有人說的彭真起草的所謂《中央黨校計劃》文件，也可以証明彭真在 1941年並沒有到中央黨校工作。這份文件沒有署時間，從其在第十五條所說“政治課程，由鄧發擬好后，於下星期提出管理委員會討論”，其形成的時間當在1941年12月1日以后，因為在12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才決定成立中央黨校管理委員會。這個文件的第十六條，曾詳細地列出了當時中央黨校的組織機構及校長以下的秘書長、教務處、校務處正副處長、處的秘書、正副科長、科員、教員、助教、工作人員支部書記的名單，根本就沒有教育長的設置，更沒有彭真的名字。其中，關於教育處、校務會議部分還特別寫道：教育處長“鄧發暫兼，繼續找人”，“校務會議由校長、秘書長、各處正副處長組織之”。這也可以証明當時根本沒有教育長的設置。
　　不僅如此，據1942年1月28日延安《解放日報》報道，中央黨校已根據黨中央關於延安干部學校的決定進行徹底改組，學校提高入學條件，並對各課程時間做了分配，其中毛澤東主講哲學、中國近代革命史、新民主義論，范文瀾、艾思奇、陳伯達等分任各科專門課程之講授。這裡也依然沒有提到教育長的設置和彭真任職的任何情況。
　　我們看到彭真到中央黨校工作並任教育長的文件，是中央書記處辦公廳關於1942年2月28日《中央政治局關於黨校組織及教育方針的新決定》的通知。其中寫道：“今后黨校直屬中央書記處，其政治指導由毛澤東同志負責，組織指導由任弼時同志負責。其日常工作由鄧發、彭真、林彪三同志組織管理委員會管理之。原有黨校管理委員會即行取消。鄧發同志仍為校長，並主持校務會議。彭真同志為教育長，並主持政治教育會議，林彪同志主持軍事教育會議”。這個文件也可以証明在這之前彭真並未任中央黨校教育長。鄧發從 1939年冬就任中央黨校校長，所以這個文件寫“鄧發同志仍為校長”，如果在這之前彭真就已經是中央黨校教育長，那麼這個文件也應該寫“彭真同志仍為教育長”。既然文件沒有這樣寫，就說明彭真以前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