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二點質疑是：有人說1941年12月17日中央政治局決定成立黨校管理委員會，並說這個管理委員會是由鄧發、彭真、陸定一、王鶴壽、胡耀邦等人組成。
　　據我所知，1938年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后，為加強中央對干部教育工作的領導，中央專門成立了“中央干部教育部”，由張聞天任部長，李維漢任副部長，從那時起中央黨校就由中央干部教育部領導，中央並沒有設黨校管理委員會管理黨校。1940年6月，中央干部教育部與中央宣傳部合並，改稱“中央宣傳教育部”，同年 10月改稱中央宣傳部，其部長、副部長依然是張聞天和李維漢，中央黨校依舊由他們直接領導。直到194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討論中央宣傳部起草的關於延安干部學校決定草案時，提出中央黨校要改為培訓黨的地委書記以上、軍隊旅團級以上干部時，經毛澤東提議，中央才決定成立由任弼時、陳雲、鄧發三同志組成中央黨校管理委員會，以加強中央對中央黨校的直接領導。但即使到這時，中央也還是指出：“中央黨校應由中宣部管理，整個在職干部教育工作都應由中宣部管理，負總責”。
　　有人寫文章說，“1941年12月17日中央政治局決定成立中央黨校管理委員會，由鄧發、彭真、陸定一、王鶴壽、胡耀邦等組成”，這是不對的。12月17日中央政治局會議確實曾議到中央黨校管理委員會的問題，但並不是決定其成立，而只是決定增補王稼祥、洛甫（張聞天）為中央黨校管理委員會委員。關於中央成立中央黨校管理委員會和這時的變化，在《任弼時年譜》和《陳雲年譜》中均可得到証實。增補的中央黨校管理委員會這幾個人，當時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員，而上文作者列出的五人，除鄧發外，當時連中央委員都還不是，在當時的情況下，他們恐怕也不可能任中央黨校管理委員會成員。
　　不知作者為什麼會把鄧發、彭真、陸定一、王鶴壽、胡耀邦都說成是中央黨校管理委員會的成員。我估計，很可能是作者錯把當時《中央黨校計劃》中提到的“組織考試委員會”當成了中央黨校管理委員會。因為當時中央黨校准備培訓的高級干部要分正科與預科兩種班次，正科學習二年，預科因還要補習文化，學習三年﹔而准備入學的黨的七大代表、部隊的旅團級以上干部和准備在延安機關招收的高級干部，還分住在中央研究院、軍政學院、中央黨校和延安其他一些機關，為要審查學員是否符合入學條件和區分正科班還是預科班，中央當時在《中央黨校計劃》中曾提出，“必須組織考試委員會，提議由王鶴壽、胡耀邦、曹一歐（軼歐）、鄧發組織之，由鄧發負責”。其所以要由這幾個人組成考試委員會，是因為：王鶴壽當時是中央組織部干部科科長﹔胡耀邦是當時中共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組織部副部長﹔曹一歐（軼歐）是當時中宣部干部教育科科長﹔鄧發是中央黨校的校長，都是具體管這方面工作的人員。這說明這個考試委員會同中央黨校管理委員會完全是不同的兩碼事。我認為作者可能是錯把這個委員會當成中央黨校管理委員會，況且作者所說的管理委員會的人員比這個考試委員會又少了一個曹一歐（軼歐），多了彭真和陸定一。
　　我質疑的第三點是：1941年鄧發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黨校管理委員會成員和中央黨校校長，為什麼1941年關於中央黨校的計劃和校訓問題，不是由中宣部和鄧發他們去起草制定並向毛澤東請示，卻要當時還不是中共中央委員、且沒有材料証明已在中央黨校任職的彭真去起草制定並向毛澤東請示呢？對此，我反復考慮都不得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