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者，往往行堅﹔志高者，常常言謙。司馬遷，就是這樣一位可敬的人。當年，他在寫給被羈押在牢的好友任安的信《報任安書》中，不僅在信始道“請略陳固陋”，而且在信尾言“故略陳固陋”。這不能僅僅看作是文字的前呼后應，而是大有深意在，大有意味品。
　　“略陳固陋”者，即簡略地陳述自己庸俗淺薄之見也。但通觀司馬遷的《報任安書》，談何庸俗，簡直如天象﹔談何淺薄，簡直似地藏。在這篇短短的書信中，他不僅以無比憤激之情，敘述了自己蒙受的恥辱、“隱忍苟活”的原因，而且表達了自己完成《史記》之書寫的決心，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一些讓人讀之難忘懷、激人永向上的觀點。
　　譬如，他在《報任安書》中，既提出了“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的情理觀，又提出了“西伯拘而演《周易》﹔仲 尼厄 而作《春秋》﹔屈 原 放 逐，乃 賦《離騷》﹔左 丘 失 明，厥 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 非 囚 秦，《說 難》、《孤憤》﹔《詩》三百篇，大底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的進取觀，還提出了“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採不表於后也”的人生觀，更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的生死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