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是科學技術發展的重要貢獻者，發明了許多技術，在數學、天文、醫學、農學等知識領域也有系統的創見。大約在13世紀末或14世紀初以后，中國傳統科學技術發展緩慢，甚至停滯或衰落，無緣科學革命與技術革命。

　　16-17世紀：初知差距，未察覺第一次科學革命

　　哥白尼發表日心說，拉開科學革命的序幕。牛頓總結物體運動定律和萬有引力定律，實現經典力學的理論綜合，基本上完成了第一次科學革命。倫敦皇家學會與法蘭西科學院的建立標志著近代科學成為一種新的社會建制。

　　自16世紀起，由於航海的發達與貿易的擴張，中國與歐洲得以直接交流。歐洲傳教士來華，以澳門為落腳點，向內地滲透，並於1601年獲准在北京居住。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就推行以科學助傳教的策略。

　　在古代，中國與歐洲有不同的知識體系，兩者各有所長。到17世紀，宋應星撰寫的《天工開物》和徐光啟編寫的《農政全書》等論著主要是實錄性的或總結性的，其創造性遠不及伽利略、牛頓等巨匠的工作。

　　1629年，明朝禮部尚書徐光啟奉旨督領改革歷法，任用傳教士鄧玉函等人制訂改歷方案。徐光啟提出由“翻譯”到“會通”的“超勝”歐洲的路徑，希望“取彼方之材質，入《大統》之型模”，意思是將歐洲的科學知識納入到中國傳統歷法的框架之中。以徐光啟為代表的學者還不知曉歐洲發生的文藝復興和科學革命，對中國傳統知識體系仍有信心。

　　康熙帝以傳教士為師，研習歐洲的天文與數學知識，喜歡在大臣們面前炫耀自己的學識。然而，他無意改變中國傳統的知識體系。1683年，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請求刊行集歐洲的天文學、力學、邏輯學等知識而成書的《窮理學》，試圖將西學擺在與儒學同等重要的地位。康熙帝以“此書內文辭甚悖謬不通”為由拒絕刊行。他可能擔心：如果歐洲知識和中國聖賢之學齊名，清朝的意識形態就會被動搖。看來，科學的傳播被限制在由中西不同的政治和宗教體系的相容部分所規定的狹窄空間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