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國模式”或“中國經驗”的討論文獻稱得上汗牛充棟，盡管論及其基本特點的表述各異，但一般認為都包括以下諸點:（1）有一個強有力的政黨，及在其領導下的權威政府﹔（2）具有較大柔性的誘致性制度變遷和漸進式改革;（3）經濟改革的“理性超前”和政治改革的“理性滯后”﹔（4）堅持市場化的改革方向，但又警惕和反對市場原教旨主義。簡單一些，也可以表述為：“堅持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同時輔之以強有力的政府調控。”這些構成“中國模式”或“中國經驗”的發展特點，在改革開放的三十多年來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跡——不僅中國經濟自1978年起連續以9%—10%的年均增長率高速增長，中國已經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共同體，而且經濟的高速增長也開始引領古老的中國邁入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進程之中。

不過，就像人們常常說的那樣：“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自進入21世紀之后，人們也開始注意到，“我國已經進入了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這種劇烈的社會變革，給我國發展進步帶來巨大活力，也必然帶來這樣那樣的矛盾和問題”。而且，仔細分析起來，這些矛盾和問題多數也與“中國模式”或“中國經驗”的那些特點有著這樣或那樣的內在關聯。例如，1994年后，中國加快了市場化的步伐，但“泛市場化”的改革和政策思路加劇了貧富的兩極分化、城鄉和區域差距;隨著基尼系數的一路飆升，在少數暴富階層和20%左右的中產階級出現的同時，相當數量的普通民眾成為無法共享改革開放成果的利益受損群體，由此而生的矛盾沖突凸顯。再如，由於各階層管理者的權力過大，且缺乏有效的監督和制約，使得違背市場和經濟規律蠻干、濫用權力與民爭利、貪污腐敗等事件時有發生﹔而且從根本上說，由於被管理者缺乏參與公共事務的渠道，缺乏對政府問責的機制和手段，導致平時受委屈時忍氣吞聲，遇到突發事件時則群體行動，真正現代意義上的協調共濟的公民社會的形成尚待時日。

從某種程度上說，既然中國的發展模式或所謂中國經驗帶來了中國社會的進步，尤其是經濟的高速增長，同時也形成了其所特有的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那麼，這些矛盾和問題勢必也從根本上決定了現階段中國社會建設的內涵或重點，以及解決問題和矛盾時所可能面臨的制度瓶頸。而清楚地意識到中國社會建設所應著力的重點和制度瓶頸，並制定出相應的改革路徑和解決手段，才有可能在社會建設方面找到一條切合實際的中國道路。

先來看中國社會建設的內涵，這是我們當今應該著力的重點。中共十七大報告將現階段社會建設的重點表述為“改善民生”，並具體地論述道：“必須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更加注重社會建設，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進社會體制改革，擴大公共服務，完善社會管理，促進社會公平正義。”而改善民生，推動社會建設的實踐目的，就是“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推動建設和諧社會”。應該說，從改善民生入手來界定中國社會建設的內涵或現階段的重點，是非常准確的。它“體現了以人為本，體現了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原則，回應了廣大人民群眾的迫切要求，符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特點，凸顯了我們黨領導的社會建設的本質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