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本文認為，經濟學中的各種流派都有自己解釋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特定領域。從比較經濟學的角度出發，馬克思經濟學較之於當代西方經濟學在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對待歷史的態度，以及對實體經濟的研究和危機的解釋方面，都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我們應當在馬克思經濟學的指導下，借鑒各學派的比較優勢，深入研究當代中國的經濟問題。

關鍵詞：

比較優勢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歷史透視 實體經濟

經濟學有各種流派，各種流派都有自己的特點及解釋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特定領域。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無疑是指導思想。即使退一步，從純粹經濟學的角度看，馬克思經濟學也有自己鮮明的比較優勢。

一、研究對象和揭示問題層次的比較優勢，以及中國經濟學家最有可能的原創性貢獻

關於馬克思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的序言中開宗明義地指出，“我要在本書中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 而當代西方經濟學則研究資源配置，研究經濟運行，研究正常的經濟運行所需要的微觀基礎，以及宏觀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研究人們的行為和選擇。對照分析表明，無論從歷史的還是現實的角度看，馬克思關於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規定都頗具比較優勢。

馬克思所研究的生產方式，即人們如何獲取物質資料的方式，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就是普遍化的商品生產，這是一個特定的歷史階段。這個特定歷史階段的到來，取決於對前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關系變革，變革的關鍵是勞動力成為商品。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關於商人資本的歷史考察，關於高利貸資本的作用的論述中，在《資本論》第一卷關於資本的原始積累中以翔實的資料對於勞動力成為商品的過程進行了細致的考察。在考察商人資本的時候，馬克思指出，“商人資本的任何一種發展，會促使生產越來越具有以交換價值為目的的性質，促使產品越來越成為商品”。 就是說，商人資本可以在更大的范圍內把產品變為商品。而高利貸資本則有兩重作用：“第一，總的說來，它同商人財產並列形成獨立的貨幣資產。第二，它把勞動條件佔為己有，也就是說，使舊勞動條件的所有者破產，因此，它對形成產業資本的前提是一個有力的杠杆”。 在商人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的共同作用下，完成了勞動者同生產資料的兩種不同層次的分離。首先是勞動者脫離了人身依附，成為了自由的人，其次是勞動者喪失了生產資料的所有權，自由的一無所有。正是這些生產關系層面的變革，才使勞動力成為商品，才有了商品生產佔統治地位、不生產商品就等於什麼也沒有生產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而被馬克思稱為要用血和火的文字寫入人類編年史的資本的原始積累則加劇了這一變革的過程。勞動力一旦成為商品，就迎來了商品生產的普遍化：作為領取工資的工人、勞動者必須在市場上購買自己的生活資料，進而盡可能地把一切都納入了交易的范圍，並且促使勞動者通過自己的努力，從低層次的酬勞對應，上升到高層次的酬勞對應，這本身是一種激勵。從今天的觀點來看，勞動力成為商品就是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自由勞動。如果沒有自由勞動，市場經濟的生產方式是絕對建立不起來的。

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是寓其於經濟運行中的，貫穿於三卷《資本論》始末的鮮活生動的研究。在《資本論》第一卷，馬克思研究了剩余價值的生產過程、生產方式、特別是在協作、工場手工業和機器大工業等幾章中，生動地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發展的歷史進程。第二卷研究了資本的循環、周轉、剩余價值的實現，以及當不能確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所需要的條件時，就會產生經濟危機。第三卷研究了剩余價值各得其所的分割。所有這些，涉及的都是生產關系的調整和變革。沒有這些變革，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就不能確立，當代西方經濟學所研究的資源分配和經濟運行，也就失去了必要的制度載體。

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旨在揭示更深層次的問題。①通過物的關系揭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他指出：“這裡涉及的人，只是經濟范疇的人格化，是一定階級關系和利益關系的承擔者”。 ②揭示社會的經濟運行規律。他說：“本書的最終目的就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行規律”。

不僅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研究生產關系，實際上早期的（政治）經濟學大家無一不研究生產關系，亞當•斯密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研究分工和交易，研究市場與政府的邊界及各自應當發揮的作用。著名的看不見的手所以能夠發揮作用是因為政府作用的范圍受到了限制、隻扮演守夜人的角色，隻提供公共產品。大衛•李嘉圖把研究的重點放在利潤，或者說剩余價值的分割上，認為新生的工業資產階級是推動生產力發展的主要力量，分配應當有利於新生的工業資產階級。魁奈認為隻有農業領域才是真正的生產性領域，經濟政策應當有利於農業中的社會財富的創造者，馬爾薩斯則代表地主階級的利益等等。至於把研究的重點放在經濟運行，那是資本主義市場價經濟體制已經確立，與之相應的生產關系已經確立，資源配置的任務提到了重要的歷史日程上。此時的政治經濟學也就演化為經濟學。當政治經濟學演化為純粹的經濟學，人們又努力地將其作為工具的時候，它的解釋面就窄多了。

當代西方經濟學研究經濟運行，然而所有的經濟運行無一不涉及到經濟利益的調整，例如勞資關系問題、企業制度問題、政府要不要援助設置了許多迷局、瀕於破產的金融企業、向窮人收稅還是向富人收稅、社會福利制度的救助對象等問題。所有這些，都是生產關系范疇的問題，也就是說，不涉及生產關系的經濟運行實際上是不存在的。隻不過西方經濟學用“制度安排”替代了生產關系的調整而已。可能正是因為如此，西方經濟學中的新政治經濟學才更多地回到了政治經濟學的傳統。政治經濟學比經濟學的解釋面寬。

我國正在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渡。從傳統的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渡，涉及大量的生產關系的調整，例如所有制關系的變革、各種所有制的均衡發展、產權問題、企業制度、分配關系的變革、三農問題、政府職能的重新定位等。沒有對諸如此類的問題的正確理解和有效調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難以確立。即使就全國人民普遍關心的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而言，也並非是一個簡單的產業、產品結構調整和提升的問題，其中同樣涉及大量的生產關系調整問題。例如欲要啟動內需，必須調整國民收入的分配結構，分配必須向勞動傾斜。要使創新成為常態，調整產業結構，必須打破壟斷和封鎖，各種經濟成分一視同仁地進入和競爭。要科學發展，就必須糾正快速發展中的一系列失衡，例如產業結構的失衡，農業成了經濟發展的短邊，經濟發展與社會事業的失衡。還有政府和企業、市場在轉方式中各行其道的問題。所有這些，都屬於生產關系的內容，沒有生產關系的調整，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難以成為現實。現實生活中經濟發展方式遲遲難以轉換的原因也正在於此。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的序言中，除了指出他“要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之外，還強調，“到現在為止，這種生產方式的典型地點是英國”。在馬克思那個時代，英國的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最為發達。當時德國比較落后，作為德國人的馬克思為了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生產關系變遷而來到英國，在英國親歷和感知商品經濟的實踐，閱讀了當時關於英國研究的大量資料，歷經40年的研究，寫就了《資本論》。他所以不在他的故鄉進行研究，原因在於當時德國落后，並不存在產生政治經濟學的基礎，不存在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規律的可能。

中國的改革開放和蓬勃的經濟發展為中國經濟學家研究中國經濟，豐富和發展經濟理論提供了得天獨厚的肥田沃土。中國經濟學家最有可能的原創性貢獻，就是把已有的經濟理論和中國的經濟實踐結合起來，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做出經得起實踐檢驗的理論概括。中國經濟學家理所當然地應當為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做出貢獻。中國經濟學家把擁有13億人口的、GDP居世界第二的中國經濟問題研究好了，概括出經得起實踐檢驗的經濟理論，就是對世界經濟理論做出了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