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馬克思關於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的比較優勢

在《資本論》第一版的序言中，馬克思寫道：“分析經濟形式，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二者都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而當代西方經濟學則特別推崇數學方法，推崇建立模型，應當說各自都有自己的比較優勢，而且馬克思的抽象方法依然具有現實意義。

馬克思所講的抽象法是從簡單的范疇開始，從大量的現象出發，經過歸納總結、改造制作，從中概括和抽象出規律性的東西。這一切，誠如馬克思所言，“本書的最終目的就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

《資本論》通篇貫穿著抽象法。馬克思開宗明義地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佔統治地位的社會財富，表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單個商品表現為這種財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們的研究就從商品開始”。 從商品這個資本主義最簡單的范疇出發，馬克思揭示了商品的內在矛盾，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存在的原因，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和剩余價值的生產，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剩余價值的分配，虛擬資本的形成及其特點。馬克思通過對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市場運行方式鮮活生動的論述，運用抽象法，由外而裡，由現象而本質，概括出了資本主義經濟運行規律和社會發展的規律。沒有抽象法，資本主義的生產和各種社會矛盾，就可能只是一堆雜亂無章的材料，是一種現象。

當代西方經濟學在研究方法上著重於數學方法，著重於建立模型，其原因在於時代背景和面臨的任務的變遷。時代背景的變遷是西方市場經濟國家已經建立起了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而這樣的背景變遷使得西方經濟學把自己的任務定位於研究經濟運行，追求近似於自然科學的精確。經濟學似乎變成了純技術層面的工具。然而早年的經濟學，無論是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馬歇爾、凱恩斯在研究中都沒有數學化，原因在於這些經濟學家更著重於一種理論體系的建設，而當時的社會也正處在體制變革之中，不用數學就可以完成，用了數學恰恰適得其反。因為人們可能根本不知道在這樣的理論體系中怎樣使用數學，人們甚至找不到切入點。試想，馬克思的《資本論》的理論體系怎樣數學化，亞當•斯密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又該怎樣數學化！如果試圖對這兩部著作數學化，那就隻能南其轅北其轍了。而在當代，當市場經濟的體制已經建成，經濟學的研究更著重於經濟運行，需要研究健康運行的條件，適當地運用數學，建立模型，如果假設條件成立，也是有其積極意義的。但如果不加分析地東施效顰，甚至把經濟學當作數學，那就失之偏頗了。

數學方法，建立模型，可以把經濟研究精確化，甚至自然科學化。但建模也需要提出合適的經濟學范疇，需要科學的假設。畢竟建模只是一種手段，不是為了建模本身，而是為了反映一種經濟思想、一種理論體系，需要提出自己的經濟范疇。而這種范疇和假設的提出本身就需要抽象。如果假設有問題，模型和計算再精確，其結論也是經不住實踐檢驗的。不少著名西方經濟學家看到了數學方法的這種不足，對過度數學化持保留甚至批評的態度。數學成績極好的凱恩斯就尖銳地指出，“把一組經濟分析用符號的假數學的方法變成公式，加以形式化，其最大弊端，乃在這些方法都明白假定：其討論的各因素絕對獨立﹔隻要這個假設不能成立，則此等方法之力量與權威便一掃而淨。近代所謂‘數理經濟學’，太多一部分只是雜湊，其不精確一如開頭所根據的假定﹔而其作家，卻在神氣十足，但毫無用處的符號迷陣中，把現實世界中之復雜性與信息相通性置諸腦后了”。 哈耶克也反對過份使用數學，他認為過份地使用數學已經給人帶來了一種幻想，“我們能用這種技術來決定和預測那些數量的數值，並且這已導致對定量和數值勞而無功的搜尋。他們描述市場均衡模式的方程體系是如此構筑的，如果我們能填補抽象公式的所有空白，也就是如果我們知道這些方程的一切參數，我們就能計算銷售的一切商品和勞務的價格數量。現代經濟學那些令人驚異的先驅們，16世紀的西班牙書院教師們，事實上已經看到了主要之點，他們著重指出，所謂的數學價格取決於這麼多具體情況，以致人們永遠不能知道它，隻有上帝知道它”。 經濟學家羅賓遜夫人更是深刻地指出，當經濟學家發現他們不能分析現實世界中出現的問題時，就創造一個能夠把握的假想世界。

當代中國正處在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渡時期，正處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關鍵時期，我們更需要探索規律性的東西，需要建立科學的理論體系，因而更多地需要運用抽象法。當然，我們在一些問題的研究上也可以運用數學的、建模的方法，但一定要努力作到前提正確、假設正確、過程正確，從而保証結論正確。切不可東施效顰，為數學化而數學化。著名而影響深遠的奧地利學派同樣著重文字的邏輯，不是照樣對經濟學的研究做出的巨大貢獻嗎！我們應當繼往開來，把兩種研究方法的比較優勢有機的結合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