榷酒制和稅酒制之爭

我國歷史上還廣泛存在一種禁酒令，不單為了節省糧食，而且是為了增加國家財政收入。最早對酒課以重稅的人當屬商鞅，他沒有明文禁止釀酒和賣酒，但提出政府要對酒加收十倍成本的賦稅。所以，酒對於秦國的老百姓來說，有點太過奢侈了。到了漢武帝天漢三年之時，為了解決日益增長的軍費開支，漢武帝宣布施行變相的禁酒令——“榷酒”制度，即酒要政府專賣，禁止民間釀酒和賣酒。漢武帝依靠“賣酒”換來的軍費南征北戰，建立了不朽的功勛。

榷酒制度發展到后來，又演變成“稅酒”制度。榷酒指的是官府全部買辦，而稅酒則由民間商家經營，政府隻負責收稅。縱觀中國歷朝歷代的禁酒令都是在禁酒、榷酒和稅酒三個制度之間徘徊。漢武帝首創的榷酒制度施行了17年，后來因為無法控制民間走私而改成稅酒制度，到王莽篡漢時，又將稅酒改回到榷酒，劉秀打敗王莽后，再次恢復了稅酒制度。到兩晉南北朝時期，兩種制度交替並存。

隋朝統一后，國力大增，政府已經不需要從酒中與民爭利了，於是在開皇三年，文帝廢除了酒類專賣制度，甚至連政府釀酒的“酒坊”都廢棄了，將釀酒和喝酒的權利還給了百姓。唐朝也是一樣，強大的國力給百姓提供了很高的生活標准，就是這個時代出現了“昔日長安醉花柳，五侯七貴同杯酒”的酒仙——李白。安史之亂摧毀了盛唐的強大，唐德宗為籌措軍費於782年重開了榷酒制度，直至唐朝滅亡。

從此以后，榷酒制度成為常態，在宋代甚至出現了專門主管賣酒的“官監酒務”一職。在宋代，能賣酒的有兩種酒戶，一是政府本身，即國營酒庄，二是持有執照的民間酒戶。這就出現了很多官商勾結的酒庄，比如《水滸傳》中蔣門神強搶施恩的“快活林”就應屬此類，施恩父子本是公務人員，卻私自開設酒庄，生意好的原因就是擁有酒類專營的權利，不僅自己可以釀，可以賣，而且還可以將酒轉賣給別的酒家。從《水滸傳》中看，宋代酒家並不少，甚至可以說是隨處可見，但是，真正有權利自己釀酒的卻沒有多少，那些酒家也隻能算是“二道販子”，將酒從有執照的酒店買來，再販賣而已。

朱元璋為禁酒不許種糯米

元代的禁酒令很有意思，因為成吉思汗最討厭飲酒誤事，所以，元代前期對民間的禁酒令非常嚴苛。元世祖在1283年宣布嚴禁私人釀酒、賣酒，“有私造者，財產子女入官，犯人配役”，在1290年又將處罰變更為“犯者死”。但是，元后期以后禁酒令開始放開，於是各類酒館又開始繁盛起來。

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以“民間造酒糜費，故行禁酒令”，頒布詔書令國民“無得種糯，以塞造酒之源”，連釀酒的糯米都不許種植。朱元璋執行禁酒令非常嚴苛，大將胡大海之子因觸犯了禁酒令，朱元璋不顧胡大海正領大軍出征在外，親自手刃犯人。自此以后，無人敢再犯。但隨著朱元璋的離世，他和他的禁酒令很快就被后人遺忘，釀酒、賣酒、喝酒一切照舊了。

清代最著名的禁酒令和對禁酒的爭論發生在乾隆年間。乾隆元年，內閣學士方苞向年輕的乾隆提出針對西北五省（直隸、河南、山西、陝西、甘肅）的禁酒令，理由有兩點：一是這五省本來就窮，每年還浪費“數百萬石糧食”釀酒是不對的﹔二是這五省百姓酒后犯罪率太高了，“載在秋審之冊，十常二三”，也就是說百分之二三十的重大案件都和喝酒有關系。

乾隆考慮了大半年后，冒失地出台了一個聖旨，令這五省“永禁造酒”，並將如何處置私釀酒的人和違法官員的辦法，交給大臣們商量。這個聖旨一下，朝野沸騰，反對聲不絕於耳。當時的刑部尚書孫嘉淦首先表示將抗旨不遵，他的理由是，燒酒用的是粗糧，黃酒用的是細糧，一旦禁酒，那些粗糧無法儲備，而且可能衍生腐敗和走私。乾隆旋即昭告五省總督進行討論，結果是五個總督都反對“一概禁止”的做法。乾隆採納了他們的建議，改變了在先的詔令，變更為禁止大規模的釀酒活動，受災之年之地減少釀酒等措施。這些措施逐漸被編入了清朝法令之中，演變成通行全國的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