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同志近日在新華社一份材料上作出批示，指出要大力弘揚中華民族勤儉節約的優秀傳統，大力宣傳節約光榮、浪費可恥的思想觀念，努力使厲行節約、反對浪費在全社會蔚然成風。為此，我們邀請專家選編了中國古代一些有關節儉的故事、格言，希望大家以史為鑒，提升全社會以儉為德的自覺性，促進節約風氣的形成。

　　節儉關乎國家長治久安

　　儉之為德，由來已久。往古唐堯虞舜之時，就對節儉的作用給予高度的肯定。

　　降至春秋戰國之際，諸家學派興起，開始探求國家長治久安之道。其中儒、墨兩家號為“顯學”。儒家學說以周公以來的禮制為基礎，“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要恢復並保持封建等級社會的秩序與穩定。而墨家則“以為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儒墨相互攻訐，“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然而，論及“節儉”之德時，儒、墨兩家卻非常相近。墨家主張“節用”、“節葬”，節儉是墨家思想的核心內容。儒家雖未將“儉”之德視為儒家核心的價值觀，但從未輕視或否定過節儉的作用和意義。《論語·泰伯》篇雲：“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學而》篇也有“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之語，說明儒家對節儉是認同的。當時惟有法家的韓非，為強調法、術、勢的重要性，其《說疑》篇舉趙敬侯和燕王子噲為例，認為節儉勤勞對國家興亡不起多大作用。

　　秦漢以后，人們普遍接受儒、墨兩家的觀點，二十四史中對於能夠節儉的人物大加稱贊，隨處可見。如《后漢書·吳祐傳》稱“祐以光祿四行遷膠東侯相”。所謂“四行”，據《漢官儀》，指“敦厚、質朴、遜讓、節儉”也。官吏的升遷考核，將能否“節儉”作為一項基本內容，究其原因，概因為古代吏少民多，缺少有效的監督機制，隻有更多地強調自我的道德約束。

　　隨著時代的推移，封建統治者越來越重視“儉”之德對社會穩定的作用，並開始注意節儉與吝嗇的差別，特別是朝廷與王公大人多年節儉而持有的財富的如何使用，成為一些思想家關注的對象。唐太宗、王夫之批評隋文帝假節儉之名行聚斂之實，王夫之論隋煬帝“離宮別館，涂金堆碧，龍舟錦纜，翦採鋪池，裂繪衣樹，皆取之有余，而倉粟陳紅，以資李密之狼戾，一皆文帝心計之所聚”，與唐太宗所說后代“不肖，多積倉庫，徒益其奢侈”之說均為至論。（北京語言大學副教授 曾廣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