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國家的生命歷程中，愛國主義永遠都是一個相伴始終的主要旋律之一。隻要有一個確定的疆界和一群有著獨特文化的國民，就存在與另外不同國度和國民相互區別的一部分利益。當相互間產生沖突，使此國的生存發展受到彼國（或相反）的威脅與侵擾時，愛國主義就是富有號召力感召力的一隻號角，它使國民受其鼓蕩，勇往直前，沖鋒陷陣，為了一個特定疆界內的整體利益去戰斗去奉獻去犧牲﹔同樣，當意識到由於種種原因造成國家衰弱，發展受阻，形象受損，尊嚴受侮之時，愛國主義就是富有吸引力凝聚力的一面旗幟，它使一國的國民集於麾下，亦步亦趨，追隨進退，與所屬疆界內的整體利益保持一致，與國家的立場尋求一致。這就是愛國主義的本源意義。

在世界歷史上，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一起，不僅成為若干國家抵御外來侵略、謀求主權獨立的有效工具，而且起到了促進全球主義秩序與規范的重要作用﹔而在中國歷史上，我們更能看到它在保衛國家利益、捍衛主權尊嚴、促進社會進步和發展中佔有的重要地位。從鴉片戰爭到戊戌變法，從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從抗日戰爭到新中國的成立，從結束“文革”到改革開放的“第二次革命”，我們無不處處感知愛國主義精神及其實踐在中國軀體內的存在，感知它的種種探索所提供的成功和失敗的經驗。無論怎樣說，愛國主義在演變為文化民族主義之前，對於任何一個國家都是富有積極意義的寶貴精神資源。

愛國主義多半是在一個民族國家的生存困境中發生與發展的，因而極易受某種極端情緒的驅使、受某種主觀偏向的引導、和受某種似是而非的假托之名的誘使，從而成為與本源意義相去甚遠的角色——或者是另為他用的工具，或者是演變為文化民族主義。無論哪種變異，都是愛國主義本有價值的喪失和它真正生命的終止。此不僅是愛國主義精神及其實踐的悲哀，更是國家和一國之民利益的悲哀。所以，在愛國主義生成與發展的過程中，如何通過正確引導將它定位在恰當位置，使其在體現積極宗旨的同時，避免受任性的民族情緒和其它消極因素支配而演化為狹隘的文化民族主義，即在追求國家與民族利益至上的同時，不旁生出文化獨尊、文化排外和文化霸權的傾向，這是世界上每個國家共同面臨的問題。

如果人們公允和客觀的話，就應當承認，愛國主義從來都是一種手段的運用而不是目的本身。既然這樣，就必然存在一個評估結果的效度和依據效度確定一種愛國主義性質的必要性，此所謂“不管表面何種模樣，關鍵是看效果”。那麼，在目的、手段運用和效度三者之間就很容易建立一個有關愛國主義真實程度的邏輯標准。這對於糾正愛國主義實踐中出現的一些弊端，辨識真假愛國主義，是一個簡單實用的方法。就目的方面衡量大都沒有問題，在主觀上人們不會是為了削弱和破壞而隻能是為了捍衛和增進自己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去奉行愛國主義。一般地講，愛國主義者的動機幾乎是無差別的善良和積極。然而在作為手段的運用上情況就很不一樣，因此而使愛國主義實踐的效度以及由此效度決定的愛國主義的性質大相徑庭。

在愛國主義的光譜上，同樣是追求國家與人民利益至上的宗旨，卻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實踐表現值得注意和比較。一種表現為科學理性，寬容大氣和開放借鑒，使愛國主義動機、手段與效度有機結合，保持一致，從而促進了目的的實現。如反對英國侵略的美國獨立戰爭曾極大地激起美國人民的愛國主義情懷，但卻並不影響他們借用英國哲學家洛克的民主政治學說來設定這個新生共同體的政治價值和政治制度﹔又如在日本歷史上的“黑船事件”以后，日本人迫於侵略者的壓力而與美國人簽定帶有侮辱性的“日本門戶開放條約”，這曾激起他們的深仇大恨。但為民族獨立和國家發展的長遠利益計，日本人最終從仇視與敵對的情緒中擺脫出來，放棄以文化民族主義為特征的狹礙愛國主義，毫無成見地借鑒與學習一切於之有益的外來文化成果，正是它的“對頭”的某些經驗，幫助這個弱小國家用短短30年就擠進世界強國之列，此可謂理性愛國主義的實踐與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