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對照的另一種愛國主義，則表現為任性失度，偏狹短見和封閉排外，使愛國主義的動機、手段、效度相互錯位分離，從而阻礙了目的的實現甚至完全悖於愛國主義的初衷。在這一點上，中國就很有以史為鑒可評可點的教訓經驗。最典型者莫過於從歷史文化的重負和對外域敵對勢力的仇恨中走出來的愛國主義者，他們所創生的一個“寧——不”式公式，自古至今，祖輩沿襲，幾成千古絕唱。從清中楊光先說“寧可使中夏無好歷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到30年代吳貫因說“寧願從夷齊餓死於首陽之巔，而委身黃土，斷不願逃儒歸洋，逐外國本位之潮流”﹔從清末的“寧使中國之路不成，礦不開，不令外國資財於吾國而得利”，再到1949年以后“文化大革命”時的“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都清晰地透視出了偏狹愛國主義的病態神髓。由此觀之，中國自1840年以后的現代化進程曲折緩慢、舉步惟艱也就不難解讀了。

“寧——不”式邏輯帶來的政治舉措是閉關鎖國，它在1949年以前斷斷續續有幾百年的歷史，而在20世紀的50年代至70年代，又有20多年的再次重演。直到“文革”結束以后，在執政黨的新方針引導下，才開始出現改革開放局面。特別是在1992年，鄧小平針對國內再次出現的陳舊、僵化、消極、片面的認識傾向，總結1978年以后正反兩面的經驗指出：“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准，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同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四大第一次正式決定把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體制作為經濟改革的目標。1992年可說在中國當代化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首次突破了政治意識形態的一些障礙，在經濟生活中作出了具有世界普適性價值意義的文化選擇。它不僅是對以往歷史上“寧——不”式邏輯的一次否定，而且也是對似是而非的偏狹愛國主義的一次糾正。

可是，當市場經濟模式在引進當中引起整個社會價值系統的重組時，那種傳統的文化民族主義情結在諸種因素的作用下又有萌發。中國由封閉走向開放、由僵化走向改革正方興未艾，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制度間的文化對話正全方位展開，以中國文化與域外文化功能優劣、價值高低為中心的文化爭論一度又成一些人的熱門話題。雖時代已變，可其思維形式、認識方法、話語框架卻未有稍變，仍可算是近代以來帶有文化民族主義意識的偏狹愛國主義的延續。針對著發達國家人民在工業科技、信息文明中“家園喪失”、“不知歸處”的“焦慮”和本國人民在改革開放進程中暫時出現的無序和困頓，重提用東方文化、儒家傳統文化拯救人類未來，既反映了炎黃后代對於民族命運的憂思，也體現出對於世界人文精神的深切關懷。遺憾的是它既不體現理性愛國主義本質，也不合於世界歷史發展的潮流，雖然出於良好願望，但其實踐上的意義卻難免與國家與人民利益南轅北轍，它除了對中國改革開放的發展方向和進程產生消極影響外，不會再有別的積極作用。

這就是狹礙愛國主義的實質：初衷在於愛國，結果卻是誤國﹔夙願在於發展，結果卻是退化：本意在於富強，結果卻是貧弱。動機與效果的背反，正是帶有文化民族主義心態的狹礙愛國主義不可避免的悲劇。逾一個半世紀以來，它在種種因素的驅使下，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國人面前混淆與理性愛國主義的界限，干擾人們對愛國主義理念的正確確立與實踐選擇，從而與其它一些消極因素一起，多次延誤中華民族興旺發達的時機，干擾與阻礙了中國現代化的發展進程。對此，人們有必要獲得客觀而清醒的認識並從中吸取教訓。

愛國主義是理性的而不是情緒的，民族主義是實在的而不是虛妄的，。熱愛自己的國家熱愛自己的民族落到每一具體成員時，就是用自己的行動來促使其進步、發展、強大。不是看一個人心是如何去想，話是如何去說，根本是看效果。帶有文化民族主義心態的狹礙愛國主義不是說想得不夠，說得不好，而是由實踐証明，那種主張及其行動並不能達到愛國的目的，從其動機的善良與結果的背道而馳來看，狹礙愛國主義主義其實是似是而非的愛國愛民。一百多年來中國社會發展一再出現反復與曲折，這種狹隘片面的價值追求及其實踐是其中的主要阻力之一。實現現代化是中國確定不夠的目標，國人長期以來無不翹首以待。而要實現這一宏大願望，讓我國立於民主、文明、富強國家之林，就必須要以理性哲學取代任性哲學，以務實哲學取代務虛哲學，以吃飯哲學取代觀賞哲學，在認真反思舊有文化觀念基礎上，真正放棄文化民族主義傳統，拋卻種種成見，以海納百川的恢弘氣度和博大胸懷去採擷來自外域的一切優秀文化與文明成果。

21世紀的曙光已經破曉，新百年的大門即將打開，一個開放化、信息化、一體化速度更快、程度更高的新世紀和全球文化進一步融合的新時代就要到來。站在世紀之交的終始線上，我們有必要在總結成功挫折與進退得失的基礎上，進一步調整民族的文化心態和進一步矯正國人的價值坐標，從而為接受和適應新世紀的挑戰做好准備。過去的一切都將融聚為中華民族的珍貴閱歷與寶貴經驗，舊百年的歷史將啟迪與引導我們以嶄新的風貌，積極的心態，進取的精神，和科學的探索走上新的奮斗征途，而理性愛國主義之光定能照射與指引中華民族攀上21世紀現代化發展的制高點。

來源：《高校思想政治工作》2001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