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實現“中國夢”的動力之源

數據來源：交通銀行金研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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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陷阱”實質是經濟快速發展積累的矛盾集中爆發，原有的增長機制和發展模式無法有效應對，從而引發整個經濟社會的系統性風險

改革開放依然是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動力，必須通過根本性的改革為經濟發展提供新的增長動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黨的十八大提出，要確保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如期達成這一宏偉目標，必須保持適當的經濟增長速度。然而，當前世界經濟深刻調整，中國經濟增速趨緩，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突出，中長期動力明顯不足，各種潛在矛盾與風險前所未有。

未來的10年，將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最為關鍵的10年，要以更大的勇氣和智慧，凝聚改革共識、夯實改革主體、化解改革阻力，堅決破除一切制約科學發展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為啟動新一輪經濟增長、全面實現既定目標提供新的動力。

“中國奇跡”的真正神奇之處在於，經濟增長每次下滑之后都能通過改革重拾升勢

改革釋放增長潛力

自1978年以來，中國經濟以年均9.9%的增長率主導了人類歷史上最耀眼的經濟革命，改變了1/4人類的生活狀態和生活方式，GDP總量躍居世界第二，正式邁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創造了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的奇跡。

縱觀30多年中國經濟發展歷程，大致經歷了三個大的發展周期，每個周期約10年。三個發展周期恰好對應於改革開放的三個階段：上世紀80年代的放權讓利改革、90年代的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新世紀的“入世”與完善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三輪改革實現了中國社會三次關鍵的歷史性轉折，也成為30多年來經濟增長周期的三個拐點。“中國奇跡”的真正神奇之處便在於，經濟增長每次下滑之后都能通過改革重拾升勢。

具體分析，改革開放的進程與經濟增長的周期波動呈現以下三個特點：

每一輪改革的觸發點都是在經濟潛在增長率下降到8%左右時啟動的，都是原有經濟發展模式難以持續所誘發的。比如，上世紀7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及新世紀初，三個重大歷史時刻都面臨著經濟增長速度持續下滑、發展動力不足的困境，原有經濟發展模式難以為繼，經濟增長速度下滑，社會問題集中出現，不得不進行相應的經濟改革。

每一輪改革解決的都是當時社會最突出的經濟問題，並都帶來了隨后一波經濟的快速增長。30年經濟改革的基本思路就是針對不同時期經濟發展中最突出的社會矛盾，通過制度變革，減少制約經濟增長的體制因素，培育新的增長力量。例如，1978年之前，中國經濟的主要矛盾是全面的供給不足，即“短缺”。對此，上世紀80年代改革的主要思路是在計劃經濟體制框架內放權搞活，解決經濟發展的激勵問題，激發微觀主體自我發展的活力。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隨著工農業產品的豐富，商品如何流通、資源如何配置、生產如何調控等國民經濟的運行機制成為突出問題，集中表現就是新舊體制雙軌並存的混亂和種種漏洞、雙軌制引發的經濟秩序失調等。對此，1992年之后的改革集中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著力解決資源的配置機制與經濟的運行機制問題。隨著生產力的提高，自1998年開始，中國經濟由全面短缺轉向了結構性過剩和經濟通縮。為此，進入新世紀之后的改革開放，一方面開啟並深化住房制度改革、金融體制改革等，刺激國內消費需求﹔另一方面，以“入世”為契機,全面對外開放，參與全球產業分工，突破了國內需求的約束，拉動經濟快速增長。

每一次改革都釋放出了新的增長動力，都帶來了經濟效率的大幅度提高。不同於大多數西方發達國家，我國30年經濟的發展起點是所有生產要素均被束縛的狀態。一系列“要素鬆綁式”制度改革在短時間內釋放了經濟增長必需的動力要素與市場活力——將全民從“大鍋飯”中解放出來驅動了社會經濟活動意願，將農民從土地中解放出來驅動了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蓬勃發展，將資本從“萬惡之源”的桎梏中解放出來驅動了實體經濟貨幣化、資本化進程﹔對外開放則在將消費能力從國內市場引導至國際市場的同時，充分發揮了中國的比較優勢。與此同時，通過制度變革與管理創新等，提高了生產要素組合效率。研究表明，30年來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對經濟貢獻度較高的時期分別是1984—1988年間、1991—1994年間以及2005—2007年間，正是體制改革力度較大的三個時段。因此，“改革是中國最大的紅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