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實現“中國夢”的動力之源

正反兩方面的經驗與教訓表明，當前我國正面臨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險

用改革破解“中等收入陷阱”威脅

當前中國經濟增速趨緩，並不是因偶然外部沖擊所致的短期波動，而是長周期的趨勢性下行。國際比較來看，以世界銀行收入分組標准劃分，我國已於2010年以人均總收入4260美元躋身為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大多數國家在進入中等偏上收入階段（人均收入約4000—12000美元）后，經濟增速都有普遍下降。這一階段，既是中等收入國家向中等發達國家邁進的機遇期，又是矛盾增多、經濟容易失調、社會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發展容易掉進“中等收入陷阱”的敏感期。正反兩方面的經驗與教訓表明，當前我國正面臨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險。

（一）原有增長機制失靈，轉換發展模式面臨考驗

從拉美國家遭遇“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訓看，首先源於原有的增長機制失靈，經濟起飛中斷甚至出現倒退。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在低勞動成本、低土地價格、低資源價格、低污染成本、低匯率作用下，依賴高資本投入、高物耗、高能耗，以出口為導向，靠投資拉動經濟增長，是一種典型的高投入式、外延型增長方式。隨著世界經濟格局與國際市場的變化，中國的投資率已達歷史高位且遠超其他經濟體，原有出口導向、投資主導的增長模式已難以為繼。特別是人口紅利漸退，正面臨“未富先老”的嚴峻挑戰﹔要素高強度投入難以持續，資源和環境硬約束明顯加劇，原有依靠要素密集投入的發展方式難以為繼。

（二）內生動力不足，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面臨考驗

從馬來西亞以及拉美國家的教訓來看，一國經濟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低成本優勢逐步喪失，在低端市場難以與低收入國家競爭，在中高端市場受研發能力和人力資本條件制約，又難以與高收入國家抗衡。在這種上下擠壓的境地中，很容易失去增長動力而導致經濟增長停滯。克服這一挑戰的關鍵是要構造新的增長動力。

今后一個時期是中國產業發展由主要依靠生產要素低成本比較優勢向培育以自主創新和勞動力素質為基礎的新競爭優勢轉變的關鍵時期，必須著力突破一批核心關鍵技術，實現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然而，目前國內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有限，創新要素向企業集聚的態勢尚未形成，創新型人才培養仍不能滿足要求，關鍵技術環節仍主要依靠國外，自主創新能力明顯不足，大量產業收益流向外國。例如，當前中國制造業增加值率僅為26.6%，比美、日、德等發達國家分別低23、22、12個百分點。

（三）社會矛盾集中，公平發展面臨考驗

“中等收入陷阱”的另一大誘因是社會風險，即經濟、社會未同步發展，引發一系列民生問題和社會矛盾，進而影響經濟增長。當前我國社會正面臨相似的挑戰。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2年中國的基尼系數為0.474。這超過了0.4的警戒線，接近拉美國家的平均水平。財富向資本集中，收入分配向高收入者傾斜，普通居民特別是中低收入群體收入增長緩慢。特別是收入分配過程的公正性與機會平等性飽受質疑，引發低收入群體的不滿，仇官、仇富、仇不公等情緒蔓延，社會矛盾觸點密、燃點低，群體性事件增多。既加劇了社會的沖突與內在對立，又促使部分高收入者缺乏再投資的穩定預期，加速向境外轉移資產，影響經濟與社會財富的持續穩定增長。

（四）利益格局陷入自鎖定狀態，深化改革面臨考驗

“中等收入陷阱”實質是經濟快速發展積累的矛盾集中爆發，原有的增長機制和發展模式無法有效應對，從而引發整個經濟社會的系統性風險。因此，及時通過改革調整化解相關矛盾至關重要。但在拉美國家，體制變革受到利益集團羈絆，導致發展中積累的問題長期不能得到有效解決，經濟發展始終陷於停滯狀態。因此，用“改革陷阱”比“中等收入陷阱”在某種程度上更能揭示一國發展到一定程度會突然失去發展動力的原因。

從我國當前所面臨的形勢來看，不管是增長方式問題，還是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問題，抑或發展的公平性問題，背后都有著復雜的深層體制性矛盾。例如，資源和要素價格扭曲，未能充分反映其稀缺性和市場供求狀況，減弱了對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的激勵﹔社會性規制制度不完善、政策執行不到位，降低了企業的成本，增加了社會的成本，也制約著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等等。

然而，隨著中國體制改革進入深水區，利益格局更加復雜多樣，與改革初期“人人皆受益”的“帕累托改進”相比，進一步推進改革勢必遭受既得利益者階層的抵制與掣肘，改革的艱巨性、復雜性和風險性明顯增強。特別是近年來，改革邊際效應遞減，重大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遲遲未取得顯著突破，部分地方政府傾心經濟發展，注重短期政策，對改革有畏難情緒，推動改革的積極性下降，改革動力和能量不足，出現“改革綜合疲勞症”。

如果說過去改革主要的阻力是意識形態因素，現在的改革則進入利益博弈時代。

（作者為交通銀行黨委書記、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