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們經濟理論的自信，真正形成是始於改革開放偉大實踐，新時期制度創新和經濟發展的偉大實踐對經濟學提出了深刻的歷史性挑戰，提出了一系列嶄新的建設性的命題，而中國經濟理論對這些挑戰和命題的回答及探索，在服務並推動改革發展偉大實踐的同時，也逐步開始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理論體系，或者說，改革發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我們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開拓上，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上充滿了信心，正是這種信心支持著我們在經濟理論上的自信。

就改革命題而言，從改革的目標來看，我們從中共十二大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開始承認市場與社會主義的兼容性，十三大進一步提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計劃和市場都是覆蓋全社會的）、“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到十四大首次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再到十五大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長期共同發展”為基本經濟制度。把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機制統一起來，在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制度基礎上建立市場經濟，這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偉大實踐和嶄新的經濟理論探索，這個探索從一開始就面臨兩個經濟學傳統的否定，一是來自西方資產階級傳統的否定，在西方正統經濟學中，市場機制隻能與資本主義私有制聯系在一起，改革也隻能以私有化支持市場化（華盛頓共識）﹔二是來自馬克思經典理論傳統的否定，在馬克思的理論體系中，市場與資本私有是同一命題，社會共同佔有（公有制）制下不存在私有，也不存在任何市場關系，包括商品、貨幣等。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和探索，是對這兩個傳統的突破，這種突破本身就是歷史的創造和理論的創新。從改革的方式來看，我們從農村承包制到城市改革，從企業改革為核心到突出政府改革，從推進商品市場化到以要素市場化為重點，從強調市場作用空間擴大（市場機制對傳統計劃機制作用范圍的替代）到強調市場秩序的完善（市場質量和公正性提高），從市場主體秩序的先行培育（企業改革）到市場交易秩序的完善（價格改革），從改革初期的企業分配關系的調整（企業與政府的利稅分配）到企業產權制度改革（現代企業制度建設），從價格改革的雙軌制逐漸過渡到放開市場定價，從設立改革開放特區到全面開放，等等，都是基於我國自身的現實和特點展開的極具創造性和針對性的探索，並且，這種探索不僅基於中國自身的實踐，而且基於對西方資產階級正統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及其一般均衡的基本方法的深刻反省和批判，西方學者對轉軌國家開出的藥方即所謂“華盛頓共識”，不僅在改革的目標上強調資本私有化與市場經濟的統一，而且在改革方式上強調按照一般均衡的思想追求實現完全競爭理想狀態，一舉實現由計劃經濟向自由市場經濟的轉換，我國的改革則與之完全不同，是從非均衡的國情出發，分階段、分層次、分區域地漸進推動。事實上，所有轉軌國家但凡按西方學者提出的“華盛頓共識”展開改革，均無好的效果，尤其是難以取得經濟發展上的效果，而恰恰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軌實踐，帶來了中國前所未有的經濟發展成就。

就發展命題而言，中國經濟如何實現現代化？應當選擇怎樣的道路？應當確立怎樣的發展戰略？這些命題的思考和處理並不是改革開放新時期才開始的，新中國建立之后相當長時期裡，我們是按照所謂“斯大林模式”進行的，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總體上說並不成功，不僅沒有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反而不斷擴大經濟落后的距離，經濟短缺、效率低下、大起大落、結構扭曲等矛盾十分尖銳，“文革”時期政治運動對經濟生活產生了極大的沖擊，但經濟生活本身，即發展戰略和模式基本未變，只是使矛盾更為突出，以致於到70年代末中國經濟已瀕臨崩潰，成為溫飽尚未解決的世界上最為貧困的國家之一（當時的中國2.5億左右的人口為未達到溫飽線的貧困人口）。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我們需要重新思考和確立發展戰略及道路。傳統的“斯大林模式”未能真正推動中國的發展，那麼，西方發展經濟學能否解釋並支持中國的發展呢？因而，發展經濟學的理論和政策成為我們關注的重要問題，但事實上，戰后產生的西方發展經濟學是西方發達國家的正統經濟學家按照西方正統經濟學的邏輯和價值取向為經濟落后的發展中國家設計的發展模式，目的是指導發展中國家克服貧窮，實現對發達國家經濟的趕超，主張實行進口替代戰略，以彌補現代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之不足﹔實施政府主導資源配置的體制方式，以替代市場失靈﹔進而實現趕超目標。直到上世紀70年代之前，世界上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採取了這種戰略，但只是在初期取得了短暫的投資拉動高速增長效果外，長期裡經濟嚴重停滯並且周期性波動嚴重，既不均衡也無發展。70年代后發展經濟學的主流轉變為以“華盛頓共識”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思想，認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停滯和危機產生的根本原因在於政府干預過多，市場競爭未能真正發揮作用，進而主張以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的制度變革（休克療法），盡快建立現代競爭性的市場機制，克服政府干預過多所帶來的矛盾。然而，推行“華盛頓共識”的發展中國家和轉軌國家均未取得令人滿意的發展成就，經濟增長速度普遍低於70年代之前，經濟增長的不穩定性又大於70年代之前。而新時期以來的我國在發展戰略上總結自身的和國際社會的經驗教訓，基於中國的現實，不是以發達國家今天的經濟水平作為我國經濟發展追趕的目標導向，而是從中國的實際需要及可能出發制定經濟發展目標﹔不是或者強調政府對市場的替代，或者強調經濟自由主義，而是在體制轉軌中謹慎地協調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並將其作為改革的關鍵問題﹔不是對照發達國家尋找我們的弱項，進而以進口替代加以彌補，而是發現我們自身的優勢，重點加以培育以提高競爭力﹔不是或者強調優先發展城市現代經濟以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實現二元經濟一元化（劉易斯道路），或者強調優先改造傳統農村經濟以就地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實現二元經濟一元化（托達羅道路），而是大力發展鄉鎮企業，在通常所說的“二元經濟”之外，創造出“三元經濟”發展道路﹔不是或者繼續重點強調工業化、重工化發展，或者強調參照發達國家現實大力發展第三產業，而是注重在農業現代化基礎上推進工業化，在工業化日益深化的過程中發展第三產業，強調農業現代化、新型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的四方面經濟發展現代化進程的協調統一，等等。可以說，我國新時期以來經濟發展戰略、方式、道路上的實踐探索，是建立在對傳統“斯大林模式”的深刻反省，同時對西方發展經濟理論實踐效果的清醒認識的基礎上的，正是這種發展道路上的自信，使中國經濟實現了歷史性跨越。從規模上看，GDP總量到2011年達到47.3萬億，比改革開放初期提高20多倍（按不變價計），年均增長率達到9.9%，折算成美元已成為居美國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按官匯折）﹔人均GDP達到3萬多元，較改革開放初期增長16倍左右（按不變價），年均增長率達到9%，折算成美元已超過5000美元，高於當代中等收入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4400美元），實現了從低收入的窮國向中等收入發展階段的穿越。從結構上看，三大產業的產業結構高度顯著上升，尤其是農業勞動力就業比重從開始的75%左右下降至目前的36.7%，實現了從貧困型經濟結構（當代低收入窮國農業勞動力就業比重平均為72%左右）向小康型經濟結構（中等收入發展中國家農業勞動力就業比重平均為30%略多）的轉變﹔城鎮化率取得跨越性進展，到2011年首次超過50%，達到51.3%，從初期的20%以下，進入到城鎮化加速期（30%-70%之間）﹔居民消費結構呈現良性變化趨向，恩格爾系數從初期的60%以上（貧困狀態），降至目前的40%以下（小康向全面小康過渡狀態），等等。這種結構變化表明我國經濟不僅取得了數量上的高速度持續增長，同時也發生了深刻的質態變化，取得了實質性的發展。

改革和發展的偉大實踐及歷史性進展，為我國經濟理論的建設性發展創造了條件也提出了要求，實際上，若不根本改變僵化的教條主義的對待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傳統，若不根本杜絕盲目的照搬西方資產階級經濟理論的傾向，不僅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難以取得成就，而且我國的經濟理論也根本不存在樹立自信的可能，不從本國經濟發展實際出發，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推動國家經濟發展，經濟學說便不可能具有價值，也不可能讓世人尊重。可以說，新時期以來，我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理論的主流，是從克服僵化教條的傳統及抵御全盤西化的浪潮這兩個方面的探索中，不斷取得進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制度，道路實踐上的成就及自信，是我們經濟理論樹立自信的堅實基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中的新問題、新要求，是我們經濟理論科學發展的重要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