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強依法治國建設

人類未來可以超越治理與被治二元模式，轉中華民族德治仁政與禮法圓融為民主、自由、平等的德治與法治

倫理道德與依法治國，其對象是人，以及由人組成的團體、黨派、國家、社會，無人哪有道德，哪有法治。德治與法治如人之兩腳，鳥之兩翼，雖有左右的差分，但不可或缺。

春秋時期，孔子面臨“禮崩樂壞”的社會亂局，如何化解亂局，孔子主張以德治國，他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以仁德來治理國家，好像天上北斗星，眾星圍繞懷抱著它。為什麼要行仁德之政?他認為：“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不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用政令法律來引導老百姓，用刑罰來規范整齊百姓，百姓可以免於犯罪，但沒有羞恥心。用道德教化引導百姓，用禮制來規范整齊百姓，百姓有羞恥感，就會自覺地約束自己不道德、違法的行為發生。這就是說，法律刑罰是他律的，是外在加給人的條例，而不是出於內心的自覺;道德禮制的引導，是啟發人的道德自覺、自律，就會自覺地遵守法律，不會犯法。但孔子並沒有排斥政刑、法治，而是主張德主刑輔，即其寬猛相濟思想的貫徹，以為法治刑罰的實施必須受禮樂的制約，“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荀子重禮法，“法者，治之端也”，是最重要的治國的方法。

韓非是法術之道的集大成者，主張“以道為常，以法為本”。在常道的指導下，以法為根本。法是著於圖籍的法律條文，由官府施行，公布於百姓。治理必須有法術賞罰，法是衡量犯法不犯法的尺度，具有工具性價值。法又是強國的藥方，“明法者強，慢法者弱，強弱如是其明矣”。國強是由於法治，國弱是由於輕慢法。家有常業飢荒年不會飢餓，國有常法雖危險不會亡國，法是國家的生命線。

中華民族的刑法從三代以來就已產生，如夏代的禹刑、商代的湯刑、周代的九刑。以后歷代官修正史如《漢書》、《晉書》、《魏書》、《隋書》、《新唐書》、《舊唐書》、《舊五代史》、《宋史》、《遼史》、《金史》、《元史》、《明史》都修有《刑法志》，記載各朝法律思想總綱、具體條目、立法司法等方面內容，形成中華民族法律制度化。“自魏文侯以李悝為師，造《法經》六篇，至漢蕭何定加三篇，總謂《九章律》，而律之根荄已見。曹魏作《新律》十八篇，晉賈充增損漢魏，為二十篇。北齊后周或並苞其類，或因革其名，所謂十二篇雲者，裁正於唐，而長孫無忌等十九人，承紹制疏，勒成一代之典，防范甚詳，節目甚簡，雖總歸之唐可也。”敘述了法律制度化的過程。

中華民族法律制度，繼承禮法圓融、王霸相雜、德法並行、政刑相兼傳統，如漢律、晉《泰始律》有“刑寬禁簡”的特點。《北齊律》以“適理得情”為指導的特色，其重罪十條的六、七、八、九是講不道、不敬、不孝、不義，是把倫理道德列為重罪。隋代《開皇律》形成法典的體例。《唐律疏議》由長孫無忌等總結前代刑法，提出“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的思想。本用即體用關系，以德禮為量刑罰的根據，以寬簡仁惠為斷獄行刑的原則。無論是德治，抑還法治，其對象都是治理人，都是要人改過從善、遵紀守法，以求社會安定、和諧。在實施德治與法治過程中，被分為治者與被治者。在古代中國，上自皇帝下自各級官吏為治者，在現代有各級政府及其官員;老百姓或人民是被治者或被管理者。人類未來可以超越這種二元模式，轉中華民族德治仁政與禮法圓融為民主、自由、平等的德治與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