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城鎮化良性循環，必須通盤解決“雙軌制”問題

農民工是產業工人的主體，是城市的建設大軍。圖為近日，中國中鐵隧道集團有限公司承建的北京地鐵15號線安立路站工地上正在工作的農民工。 　　人民網記者 李維娜攝

新華社發

原題：城鎮化，中國經濟的火車頭

核心閱讀：城鎮化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歷史任務，也是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所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城鎮化列入2013年6項工作重點，城鎮化戰略被提到了一個新高度。

如何提高城鎮化質量，因勢利導，引導城鎮化健康發展？《議政建言》推出“問計城鎮化”系列報道，通過採訪政協委員和黨外人士，為積極穩妥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言獻策。

城鎮化，並不是新提法，但承載著新使命。我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城鎮化率達51%之后，城鎮化如何牽引經濟列車一路前行，持續健康發展？記者專訪了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城鎮化水平將接近高收入國家

記者：目前我國的城鎮化究竟處在一個什麼樣的坐標上？

林毅夫：與世界各國對比，可以從橫向和縱向兩方面看。橫向比較，當前發達國家、高收入國家城市化的比重在80%以上。而且，城市化的水平和經濟發展的水平高度相關。不過，縱向看，這些發達國家在歷史的早期、處於我們目前經濟發展階段的時候，它們的城市化水平是很低的。比如說，美國在19世紀初的時候農村人口的比重還在70%以上﹔東亞條件與我們一致的“亞洲四小龍”，在上世紀50年代時農村人口也是60%以上，當然，他們現在農業在經濟當中的比重從40%、50%已經降到10%以下，甚至5%不到，城市化率在80%以上。

這也看出，盡管我國目前城市化水平偏低，與工業化、農業現代化、信息化發展不同步，但在改革開放后，隨著經濟迅速發展，城鎮化進程是比較快的。

記者：根據全面小康的藍圖，我國城鎮化能達到什麼水平？

林毅夫：首先看城鎮化推動經濟發展的潛力。中國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空間很大，而且具有后發優勢。發達國家在過去100多年，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長率是2%，加上人口增長，年均經濟增長率在3%左右。但從日本到“亞洲四小龍”，在追趕的過程中利用后發優勢，可以達到8%、9%。我最近在幾個場合談到，中國還有20年的8%發展的潛力，就是根據這個判斷的。因為，在2008年時，我國人均收入按購買力平價計算隻有美國的21%，這是跟日本在1951年、新加坡在1967年、韓國在1977年、我國台灣在1975年同樣的水平，這一水平是社會勞動生產力發展的水平也是技術發展的水平指標。日本、“亞洲四小龍”在同一指標下能達到這樣的經濟增長速度20年。為什麼發展中國家發展得好，經濟發展水平就可以達到發達國家的2—3倍？原因就是后發優勢。所以十八大提出的兩個“翻一番”，這個潛力是完全存在的。展望未來10年，收入翻一番﹔未來20年，還能翻一番。這樣的話城鎮化水平肯定要提高。比如2020年，我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人均收入水平按市場匯率計算可以達到10000美元甚至更高，城鎮化水平就相當接近高收入國家了。因此，未來城鎮化率每年提高一個百分點，是完全可能的。

好的城鎮化，需要有競爭力的就業，發展比較優勢產業

林毅夫：二戰以后，世界上出現了好的城鎮化和壞的城鎮化。好的城鎮化就是指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農村人口的比重不斷減少，城市人口的比重不斷增加，而且形成一種良性互動，經濟效率不斷提高，城鄉居民收入不斷增加，生活質量和環境也不斷改善。但也出現了許多壞的城鎮化現象，即城鎮化的比重增加非常多，但出現大量的貧民窟和城市裡面的失業，造成各種社會矛盾和社會不穩定。

記者：那麼，今天我們怎樣避免那種壞的城鎮化？

林毅夫：好的城鎮化進程，首先要有就業，而且是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的就業。這一發展方式就是最近我在《新結構經濟學》裡面所講的，按照比較優勢發展。如果一個國家的經濟是按照比較優勢發展，那麼在早期，勞動力相對密集的產業，或者在資本密集型產業中勞動力相對密集的產業區段就會發展得快。這樣發展的好處是非常有競爭力，而且能夠給農村勞動力提供大量生產力水平和工資水平較高的就業機會。因為競爭力強，經濟發展和資本積累會非常快。資本積累推動產業升級，又去投資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創造更多收入水平高、有競爭力的就業機會。東亞各國就是靠這種發展模型在快速的城鎮化過程中避免了貧民窟的出現。政府在這一過程中也發揮應有的作用——改善基礎設施、提供公共服務、對農村提供必要的支持、提高農業生產力水平，因此城鄉、工業和農業進入良性互動。

城鎮化良性循環，必須通盤解決“雙軌制”問題

記者：您認為，當前我國城鎮化面對的突出矛盾是什麼？

林毅夫：雙軌制問題。改革開放以后，我們就從原來的重工業優先發展變成了雙軌制的發展，好處就是一軌維持穩定、一軌充分發揮比較優勢，使我們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既維持穩定，又快速發展。但由此產生了很多我在《解讀中國經濟》一書中討論的后遺症。

比如，我們的戶籍制度保証了人口的流動比較有序，但負面效果就是公共服務不均等，如城鄉二元結構裡的不均等、城市裡面的居民和農民工的不均等。目前城鎮化的比例51%，但是城市戶籍人口隻有35%，進城務工人員有近2億人不能平等享受城鎮的公共服務。並且，雙軌制下的城鎮化，既抑制了消費，又影響未來發展的潛力——因為如果農民工子女不能接受到好的教育，人力資本形成相對較少，不能適應未來經濟發展的需要。

再比如，好的城鎮化要支持發展比較優勢產業。勞動力比較密集的、符合我們比較優勢的是農戶、或是中小型的制造業或服務業。但現實情況是，他們得不到金融機構的融資，發展受到抑制。為什麼？從雙軌制遺留下來的體制使得大型企業更容易從銀行、股市獲得資金，更容易拿到補貼，更容易批來廉價的土地，所以產生了資金投入過度密集、重復建設嚴重、企業佔地過大等問題，但由大型企業創造出來的就業機會相對較少。而且，收入分配也不合理。這樣導致儲蓄、投資比重偏高，消費比重偏低。所以，要讓我們的經濟能夠健康快速發展，就需要按十八大的要求繼續深化改革，解決雙軌制這種漸進性改革中所遺留下來的問題，過渡到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隻有消除各種要素市場價格的扭曲，才能切實轉變發展方式。金融結構的改革，應多發展地區性的中小銀行，給勞動力相對密集的制造業、服務業和農戶提供金融服務。資源稅費也應該調到合理的水平。

記者：也就是說，解決了“雙軌制”問題，城鎮化發展就能更好地發揮穩增長、擴內需、調結構、轉方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