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報告強調，“要多謀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憂，解決好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落實這一精神的關鍵在於消除制度、收入、階層及區域四大社會鴻溝。

　　制度鴻溝：各類社會鴻溝的根源

　　制度鴻溝是指各地區、各群體或階層在制度、政策及其實施績效上的明顯差異。制度鴻溝是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障礙，這種障礙也可以理解為制度歧視。制度歧視可能是由國家的正式規則所形成或被國家的正式規則所接受和保護的歧視，也可能由於體制轉軌、制度不銜接而凸顯出來的歧視。制度鴻溝表現為一個社會中的種種歧視性制度安排，這種歧視性制度安排既可能來自於統治成本和收益的權衡，又可能來自於因為路徑依賴所致的利益格局鎖定在特定狀態，這種狀態並不是政府刻意維持的，還可能是受錯誤的經濟發展觀和宏觀調控理論的指導。

　　制度鴻溝主要表現在兩方面：第一，系統性、制度化有差別的基本公共服務供給，即制度化基本公共服務非均等化，比如：基本公共服務能力欠缺、基本公共服務制度性不平等、基本公共服務結構性失衡。第二，行政權力介入的行業壟斷。這集中體現在土地、銀行業、能源、運輸、通訊、電力等領域。在這些領域，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在資源獲得、信貸支持、准入上使用不同的制度，即在不同所有制的經濟成分之間存在大量看得見或無形的行業壟斷或行業歧視，比如：設置准入限制、制定壟斷高價、低價獲取生產要素等。

　　制度鴻溝嚴重制約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產生了多種社會后果與危害。首先，降低政府效率，導致尋租和腐敗;其次，加劇貧富分化及社會鴻溝;再次，影響中央和地方建立正常關系;又次，導致發展無效率和社會不公正;另外，構成收入鴻溝、區域發展鴻溝、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制度基礎，是各類社會鴻溝的根源。

　　收入鴻溝：“中等收入陷阱”的罪魁禍首

　　收入鴻溝是指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群體或階層之間、行業之間因收入獲取機會、獲取過程及結果不平等而形成的顯著差異。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收入不平等程度越來越嚴重，收人鴻溝成為一個重大經濟社會矛盾。世界銀行研究指出，全球收入不平等程度高於中國的隻有29個，其中27個是拉丁美洲和非洲國家，亞洲隻有馬來西亞和菲律賓兩個國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高於我國;中國基尼系數一直呈上升態勢，2011年達到0.5。

　　中國收入鴻溝主要表現在：第一，城鄉收入分化嚴重，城鄉收入差距達到歷史高位。比如，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值差距由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1.86倍擴大到2011年的4.6倍;城鄉居民人均財產性收入差額在2000到2010年的10年時間擴大了3.82倍。第二，城鎮和農村內部居民收入分化嚴重、城鄉不同階層收入差距擴大。比如，按照收入水平十等份劃分，城鎮居民內部最高收入群體與最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差距從2000年的1萬元年擴大到2010到4萬元，十年擴大了4倍;農村最高收入組居民與最低收入組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持續擴大。中國貧困人口數量在國際上僅次於印度位於世界第二位。第三，不同區域居民收入分化嚴重。收入最高與最低省份收入之比1990—2011年一直在2倍以上。第四，不同行業之間收入分化嚴重。2010年收入最高和最低行業的差距達11倍，尤其是壟斷性行業與競爭性行業的平均收入水平差距拉大。

　　收入鴻溝是造成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停滯、社會不穩定、政局動蕩等問題，被稱為“拉美現象”或“中等收入陷阱”的罪魁禍首，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歷來是社會不穩定的潛在根源，收入鴻溝滋生民粹主義，民粹主義增加政府管理的成本。

　　階層鴻溝：形成新的制度及社會歧視

　　階層是指按照一定的標准區分的社會群體;階層鴻溝是指階層之間的疏離與斷裂日趨擴大的趨勢。中國階層鴻溝分為兩類，即一般及市民內部階層鴻溝。一方面，一般階層鴻溝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底層碎片化，中國社會底層被切割為無數片斷，社會結構由此碎片化。第二，社會斷裂化，城鄉逐漸陷入了斷裂的困境，一部分人被甩到社會結構之外，不同的階層和群體之間缺乏有效的整合機制。第三，利益集團化，新的利益集團日趨固化，強勢集團形成了一種比較穩定的利益聯盟，對中國公共政策制定和執行產生影響，形成有利於自身利益聯盟的話語權力及公共輿論。另一方面，市民內部階層鴻溝主要表現為：收入分配不合理導致社會階層鴻溝、階層固化使正常的社會代際流動受阻、階層自我認同偏下引發社會結構緊張。

　　階層鴻溝造成嚴重社會危害及后果。首先，使進城農民長期處於“半城市化”之中，產生人為社會排斥、認同危機，潛伏社會危機，擴大城鄉差距。其次，導致市民社會內部利益分化，激發社會矛盾，產生社會危機。另外，形成新的制度及社會歧視，加劇社會鴻溝，增加社會管理成本，降低政府公共服務質量與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