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錦濤同志在2011年七一講話中強調，“面對當今文化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重要因素的新形勢，我們必須以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著眼於提高民族素質和塑造高尚人格，以更大力度推進文化改革發展，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中進行文化創造，讓人民共享文化發展成果。”中國文聯原副主席仲呈祥對《六中全會公報》做了如下解讀：“從公報內容分析，文化對社會政治經濟提供思想支撐的重要性越來越突出……公報對文化創造、文化創新的強調非常突出，文化創造有關表述在文中出現7次，包括不斷推動黨和人民事業向前發展，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有關文化創新的表述在公報中出現5次，包括推進文化科技創新，文化是最需要創新的領域，創新文化走出去模式，創新文化管理體制，加快培養造就德才兼備、銳意創新、結構合理、規模宏大的文化人才隊伍等。” 可見，文化建設的重要性已越來越被普遍認同。

文化是改善民生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建設已經成為推動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動力，並將繼續成為強大動力。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指出，“經濟體制的變動必然會引起社會結構的變化，這種變化也必然要求社會、政治、文化等上層建筑發生與之相適應的變化。如果不對與經濟基礎不相適應的上層建筑進行改革，就會在兩者之間產生種種摩擦和沖突，最終經濟改革也無法順利進行。” 世界范圍和我國經濟環境、社會條件都已發生深刻變化，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更加明顯，這必然要求文化體制隨之改革以適應新情況新環境。反之，不改革將導致經濟改革也將無法順利進行。因此，文化體制改革要持續推進，以大力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

第一，專設文化產業發展的統籌機構。長期以來，文化事業、文化產業的各個門類分屬文化部、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國家廣電總局、國家旅游局、國家體育總局等多個部門管理，不可避免造成了政府職能交叉、多頭管理、缺位與越位並存等諸多問題。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已經將地（市）縣（區）級的文化、出版、廣電三局整合到一起合署辦公，統稱“文化出版廣電局”或“文委”。 文化事業的改革仍需持續深入。然而，文化產業作為近年來逐漸興起的新的形態，急需設立專門的統籌機構，以促進我國文化產業快速成長。以近年來在文化產業發展表現突出的韓國為例，韓國政府制定了大量促進文化產業發展的法規和經濟政策，如利用稅收、信貸等經濟杠杆實行多種產業優惠、獎勵政策和措施，也表現在直接的資金供給。我國應設立專門統籌機構，制定文化產業規劃，完善產業經濟政策，提供財政支持，實行內聯外引，打破各行業界限，在組織管理、人才培養、資金支持、生產經營等方面逐步加強機制建設，對文化產品的研發、制作、經銷、出口，實施系統性扶持。在體制改革持續推進的同時，可採取先行委托統籌管理的專門部門，逐漸在改革深入的過程中整合各部門功能。

第二， 建立、健全文化產業法律體系。法律制度的健全對於文化產業的發展尤為重要。文化產業的全球流通、交易與創新，是以文化、知識、信息、技術為內容的產權交易與版權經濟的產權資本流通。沒有規范的版權管理、有序的市場秩序、被保護的合法權益，文化產業的發展將會受到極大的束縛，甚至停滯不前。美國正是提供了嚴格的法律保護，文化產業的發展才能持續半個世紀的不斷發展，逐漸成為國民支柱性產業。在此基礎上，美國文化對世界形成了強勢擴張，不僅僅在經濟上獲得了巨大利益，並在文化軟實力方面發揮了巨大價值。法律制度的健全對於文化建設來說是基本保証，隻有在法律保護的前提下，版權管理規范，市場秩序有序，才能真正促進文化建設的良性、持續的發展。我國版權保護工作在與國際接軌過程中，分別於1994年和1996年通過了《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和《WTPO版權條約》及《伯爾尼公約》，並於2001年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務會第二十四會議《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著作權法>的覺得》，將《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修改為WTO成員國的著作權法，然而離WTO的知識產權著作法法制框架體系仍有距離。 由於中國著作權法採用的是詳盡列舉法，與《伯爾尼公約》相比，后者採用的是一般性規定及非詳盡性列舉並舉的方法，覆蓋面不夠完整，無法提供全方位保護。因此，中國一方面要推進全球版權經濟中建立自己的文化版圖及版權保護體系，另一方面在國內立足於促進文化產業的發展。十二五期間，政府推動文化產業發展將主要著眼於法制問題的建設，不僅要進一步完善支持文化產業發展的財政、金融、稅收、土地等方面的政策，還將起草《文化產業促進法》，為文化產業發展提供法制保障。隻有持續推進法制建設，才能真正保証文化建設的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