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構建統一開放的現代文化市場。文化市場是擴大文化消費、滿足文化需求的重要平台。美國文化產業總值早已超過了重工業和輕工業生產的總值，其中關鍵一點在於它培育了廣闊的市場。我國文化市場較小、較弱，潛力尚未完全發揮出來，因此，要以擴大內需為重點，進一步打破條塊分割、地區封鎖、城鄉分離的傳統市場格局，構建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為加快文化發展提供良好的市場環境。以大中城市為重點加強文化產品市場建設，開拓農村文化市場，鼓勵和引導文化消費。積極推進金融資本、社會資本與文化資源的對接，培育產權、人才、信息、技術、版權等要素市場。建立健全文化流通的現代模式，大力發展連鎖經營、演藝院線、電影院線、電子商務。加大農村文化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完善公共文化服務網絡，努力使城鄉居民平等享受公共文化服務。繼續推進廣播電視村村通、文化信息資源共享、鄉鎮和社區綜合文化站、農村電影放映和農家書屋等重點文化惠民工程建設。制定支持和保障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投入辦法，形成穩定的投入保障機制。鼓勵企業和個人參與文化事業，促進公共文化服務多元化、社會化。大力加強地方縣級和城鄉基層宣傳文化隊伍建設，加大公共文化產品供給力度。 隻有構建統一有序的現代文化市場，才能真正促進文化建設的持續發展。

第四，鼓勵多元文化投資，提供文化創新上游產品。文化和創意對社會凝聚和發展產生巨大的影響，而創新就是文化建設的靈魂。文化內容的創新是根本要素。文化產業是用文化創新進行非物質經濟生產、制造與交易、傳播的知識服務業與用創意經濟進行文化服務的內容產業。文化創新是以人的創意內容為核心，從先賦資源、后賦資源的文化資源動員到資源規劃、管理、交易、服務的內容生產，在知識元素的文化制造中完成有意義的情報的文化咨詢與有意味的形式的文化創造。 內容的創新需要對文化生成的上游大力支持和開發。文化資金投入充足才能保証原創文化內容的生產，其中，教育是立足之點。2012年兩會期間，政府報告中再次強調在教育文化上的投資將實現GDP的4%。這將在實質上促進文化內容的創新、文化建設起著基礎性、本質性的作用。政府在推進文化建設的前期起著關鍵性主導作用，鼓勵文化多元投資，將對文化創新起到基礎性作用，韓國文化資金佔到國民生產總值的近1%，是其文化產業迅速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文化資金多元投入，才能保証文化創新的原創動力，人才隊伍的穩定，才能真正提高具有原創價值的創新文化產品。

第五，設“文化產業人才培養委員會”，推動文化人才隊伍的建設。《決定》第八條明確指出“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隊伍是基礎，人才是關鍵”。造就高層次領軍人物和高素質文化人才隊伍需要政府政策的大力引導。韓國的文化人才培養政策值得借鑒，韓國自2000-2005年投入2000多億韓元，成立“CT產業人才培養委員會”，負責文化產業專門人才數據庫。同時，加強與國外人才交流與合作。鼓勵優秀人才投身游戲業，推出一系列優惠政策，比如免服兵役。政府甚至成立專門的游戲學校培養專門的游戲人才。相對而言，中國針對文化產業的專門人才的培養政策不明晰，針對性出台的計劃尚未實際出台執行。培養善於開拓文化新領域的拔尖創新人才、掌握現代傳媒技術的專門人才、懂經營善管理的復合型人才、適應文化走出去需要的國際化人才，需要教育與市場相結合，政府予以適當的政策引導，完善人才培養開發、流動配置、激勵保障機制，鼓勵優秀人才，發現培養社會文化人才。積極吸引海外優秀文化人才，鼓勵國際交流合作，設立專門獎項獎勵，結合特設文化榮譽稱號，雙向鼓勵文化工作者。

第六，“走出去”與“走下去”：提升文化軟實力。“走下去”要求中央、省、市三級設立農村文化建設專項資金，增加農村文化服務總量，縮小城鄉文化發展差距。以農村和中西部地區為中心帶，加強縣級文化館和圖書館、鄉鎮綜合文化站、村文化室建設，建設廣播電視村村通、農村電影放映、農家書屋等工程，培養基層文化工作人員，積極開展公益性文化活動，加快城鄉文化一體化發展，構建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走出去”提升文化軟實力的國際影響，這一點值得向美國學習。在弗朗西斯•斯托納•桑德斯的《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一書披露：為宣傳美國霸權思想，中央情報局在文化領域展開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文化輸出活動：舉辦講座和研討會，創辦學術刊物，開設圖書館，資助學者互訪，捐助講座教授位置等。同樣，德國的歌德學院，日本在海外的日語推廣中心，都有其輸出文化，提升其文化軟實力在全球影響的意圖。中國要想“走出去”，發揮文化軟實力的國際影響，應充分借助海外文化中心和孔子學院，鼓勵代表國家水平的學術團體、藝術機構在國際組織中發揮作用，支持重點主流媒體在海外設立分支機構，培育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外向型文化企業和中介機構，完善譯制、咨詢、推介等方面支持機制，發揮文化非盈利機構、文化企業在對外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設立專門獎項推動中華文化的傳播，以期提升全球影響力。

綜上所述，文化的繁榮與發展不是孤立的，與經濟、社會發展密不可分。文化的經濟模式和社會模式之間存在矛盾性和一致性。文化的經濟模式可以通過發展文化產業，運用文化元素來聚集資金、發展經濟，再用聚集來的資金、通過產業化的形式來發展文化，從而實現文化與經濟的良性互動。這一點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已經証明。發達國家紛紛將發展文化產業擺到重要位置，不但促進了國民經濟水平的提高，而且在客觀上為該國文化的傳承、保護和創新提供了雄厚的資金基礎和有效的運作方式，從而增強了文化的生命力與創造力。文化的社會模式不僅具有道德重建的價值，而且對於提升文化軟實力在全球的影響具有重要意義。文化與經濟社會的關系決定了文化建設具有綜合性，不僅僅限於“文化領域”，而是一個系統工程。因此，我國文化建設在已經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形成動力的基礎上，還需要大力推進文化體制改革，真正將文化與經濟、政治、社會形成共同發展的整體，形成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新局面，持續推動全面小康社會的建設。

（選自發展和改革藍皮書·中國經濟發展和體制改革報告No.5《以民為本：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10年（2002-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