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4月美軍抵達伊拉克后，從薩達姆的高壓政策下“解放”出來的掠奪者活動猖獗。在這場“瘋狂的掠奪”中，醫院損失了床位，國家圖書館損失了上萬冊珍貴的手稿，大學也損失了大量的電腦、椅子，甚至燈泡。巴格達的國家博物館在48小時內幾千件珍品遭人搶掠——盡管大部分珍品在這之前就已運送到安全的地方。《科學》雜志報道說：“自從西班牙征服劫掠阿茲台克和印加文明之后，還從沒有發生過這麼嚴重的搶掠行為。”這樣的報道讓人迷惑：這些搶劫者的道德感哪兒去了？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行為呢？
　　　　　法不責眾：群體失控
　　社會助長實驗表明群體能引發人們的喚醒狀態。社會懈怠實驗表明群體能擴散責任。一旦喚醒和責任擴散結合到一起，常規的約束就會變小，后果可能令人震驚。從輕微的失態（在大餐廳裡扔擲食物、怒罵裁判、在搖滾音樂會上尖叫）到沖動性的自我滿足（集群破壞公物、縱酒狂歡、偷竊），甚至具有破壞性的社會暴力（警察暴力、暴動、私刑），人們都可能干得出來。1967年發生過這樣一起事件，200多名俄克拉荷馬大學的學生聚集在一起圍觀一個聲稱要從塔頂跳下來的同學。下面的人起勁地同聲呼喝著：“跳！跳！……”最后那個學生真的就跳下來了，當場身亡。
　　這些失控行為有一個共同點：它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群體引發的。群體能產生一種興奮感，那是一種被比自己更強大的力量吸引住的感覺。很難想象，單獨一個搖滾迷會在一個私人搖滾音樂會上發狂地叫喊，單獨一個俄克拉荷馬大學的學生會試圖誘勸他人自殺。在某些群體情境中，人們更可能拋棄道德約束，以致忘卻了個人的身份，而順從於群體規范——簡言之，也就是變得去個體化。什麼環境會引發這種心理狀態呢？
　　　　　　　　群體規模
　　群體不僅能引發其成員的喚醒狀態，也能使成員的身份模糊化。經過對21起人群圍觀跳樓或者跳橋事件的分析，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社會心理學教授列昂昂曼發現：如果人群規模小且曝於公眾之下，人們通常不會誘勸當事者往下跳。但如果人群規模比較龐大或夜幕遮蔽了人們的身份，使其獲得了匿名性，那麼，人群中的大多數人會誘勸當事者往下跳並且加以冷嘲熱諷。
　　英國肯特大學社會心理學教授馬倫指出，在所有群體性事件中，個體的評價顧忌都降到了最低水平。因為“每個人都如此行為”，因此，所有的人都會把其行為的責任歸因為情境而不是自己的選擇。
　　著名心理學家津巴多推斷，僅是城市人山人海這一特點就足以產生匿名性的效應，從而使損壞公物成為個體道德中所許可的行為。他買了兩輛已使用過十年的舊車，然后把它們的牌照拆掉，把引擎蓋掀開，他把其中一輛車放在紐約大學布朗克校區附近，另一輛放在斯坦福大學的帕羅奧托校區附近，這是一個比前者小得多的城市。結果發現，在紐約，第一批“汽車清理者”在 10分鐘之內就到達了﹔他們拿走了電池和散熱器。在3天的時間內，發生了23起偷竊和破壞事件，最后汽車成了一堆被敲碎的沒用的廢銅爛鐵。相反，在帕羅奧托觀察到的唯一一個碰過那輛車的人，是一個多星期之后，一個過路人在天要下雨的時候把引擎蓋合上了。
　　　　　　　身體匿名性
　　我們怎麼能斷言布朗克斯和帕羅奧托兩地區之間關鍵的差別就在於布朗克斯的匿名性更大呢？我們做不到這一點。但是我們可以就匿名性設計一個實驗，看它是不是真的能減少抑制性的行為。為了考察匿名性，津巴多讓紐約大學的女學生穿上一樣的白色衣服和帽兜，這和三K黨（KuKluxKlan）成員非常相似。然后讓她們按鍵對另一個女性實施電擊，結果發現她們按鍵的時間要比那些可以看見對方並且身上貼著很大名字標簽的女生長一倍。
　　互聯網也提供了類似的匿名性。幾百萬驚愕於巴格達暴徒掠奪行徑的人自己卻在利用網上的共享軟件制作盜版光盤。因為這樣做的人實在太多了，所以他們幾乎不會認為下載別人版權所有的音樂到 MP3播放器裡有什麼不道德，也不會想到自己會因此而被逮捕。網絡聊天室、新聞工作組的匿名性也使其中敵對而激進的行為比面對面交談中要多得多。
　　身體匿名性是否總能引發人們釋放最邪惡的沖動呢？所幸的是，答案是否定的。在所有這些情境中，人們顯然是對一些反社會的暗示線索作出了反應。美國加勞德特大學約翰遜和唐寧教授指出，津巴多實驗的參與者類似三K黨成員的裝扮可能會慫恿敵意行為。在佐治亞大學進行了這樣一項實驗，要求女參與者在決定給別人實施多大程度的電擊之前穿上護士制服。在實施電擊時，這些穿護士制服的參與者如果得以保持其匿名性，那她們的攻擊性就遠不如說出自己名字和身份時的情況大。佐治亞大學的專家波斯特梅斯和斯皮爾斯對60項去個體化研究做了分析，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匿名性使人們的自我意識減弱，群體意識增強，更容易對情境線索作出回應，無論線索是消極的（三K黨制服）還是積極的（護士制服）。一旦提供利他的線索，去個體化的人甚至會施舍更多的錢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