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在理論戰線上的忠誠戰士”

從日本回國后，艾思奇在昆明待過一段時期。1932年艾思奇來到上海，在泉漳中學找到一份工作，教授數理化。泉漳中學是一所進步學校，后來被查封了。1934年春，艾思奇經朋友介紹，到李公朴先生任館長的申報流通圖書館工作。

圖書館設立了一個讀書指導部，書面解決讀者提出的各種問題，艾思奇負責哲學與科技知識的部分。經艾思奇和其他同志的辛勤工作，讀者來信越來越多，讀書指導部漸漸地已經不能滿足讀者的需要，於是就在該報開辟了《讀書問答》專欄。

1934年11月，《讀書問答》欄目從申報獨立出來，創立了《讀書生活》半月刊。艾思奇負責每期撰寫一篇《哲學講話》，至1935年11月一共撰寫了24期。1935年底集結成書，以《哲學講話》為書名出版。《哲學講話》的每一篇都有一個吸引人的標題，如《卓別林和希特勒的胡子》、《天曉得》、《不是變戲法》、《貓吃老鼠》等，正文也使用人們耳熟能詳的事例和口語，來講解辯証唯物主義的原理，並結合當時老百姓所面臨的生活困頓、失業等現實問題，來講述不同的世界觀會使人選擇不同人生道路的道理。

《哲學講話》單行本出版后很受歡迎，它講述的哲學思想令國民黨當局恐慌不安。國民黨於1936年2月查禁此書。於是，經過一些修訂，《哲學講話》改名為《大眾哲學》於1936年6月繼續出版。毛澤東曾稱贊《大眾哲學》是“通俗而有價值的著作”。抗戰前后，《大眾哲學》的暢銷程度令人嘆為觀止：一連發行32版。到現在為止，已經發行了50版，逾100多萬冊。很多學者、干部都是讀著艾思奇的《大眾哲學》成長起來的。

艾思奇在《大眾哲學》中將艱澀的哲學理論大眾化、通俗化，拉近了理論與群眾之間的距離。艾思奇深受父親李曰垓影響，李曰垓曾說：“無論作詩寫文章，應像白居易那樣，務使人人能讀，婦孺皆知”。艾思奇做到了這一點。

有人因為艾思奇的名氣曾經寫信給艾思奇，請教怎樣才能長生不老。艾思奇回信給他，大意是，國難當前，這種問題是荒唐可笑的，你應該認真研究怎樣抗擊日本侵略者。1938年他在給大哥李生庄的信中寫道：“在時代的洪流裡，我盡我的全力做點兒比較更為大樣的事，拿別方面的成績來贖我不得盡責於家鄉的過尤。”

1935年10月，在周揚、周立波的介紹下，艾思奇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37年，黨中央決定調一批黨在學術理論界的專家到延安，艾思奇與李初梨、周揚、周立波、何干之、舒群等十幾人於10月間經西安到達延安。當毛澤東得知艾思奇也來到延安時，高興地對身邊工作人員說：“噢，搞《大眾哲學》的艾思奇來了！” 在抗日軍政大學召開的歡迎會上，毛澤東風趣地說道：“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現在艾思奇來了，好了……”。毛澤東對艾思奇在哲學大眾化過程中的作用給予了充分的肯定。

毛澤東評價艾思奇為“學者、戰士、真誠的人”。1937年到延安后，先后在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公學、馬列學院任教。新中國成立后，歷任中央高級黨校哲學教研室主任、副校長。

1951年，艾思奇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講《社會發展史》，當時全國各地有組織地收聽和學習這個講座的有50多萬人，一時成為全國最大的課堂。丁玲曾對艾思奇夫人王丹一說：“我母親每次必聽艾思奇的《社會發展史》。”后來講稿被編印成書《歷史唯物論·社會發展史》，出版發行達100多萬冊，影響力不亞於《大眾哲學》。上世紀60年代，艾思奇主編的《辯証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是新中國第一本由我國學者自己編寫的哲學教科書。這本書在全國高校中使用時間之長前所未有，同樣影響了幾代人的世界觀與人生觀。

毛澤東同志讀了他的《哲學與生活》一書后，作了長達19頁之多的閱讀筆記，並情不自禁地親筆致函：“《哲學與生活》是你著作中更深刻的書，我讀了得益很多”。艾思奇去世后，這位偉人在審閱治喪委員會所擬悼詞時，還親筆添寫了12個字：“黨在理論戰線上的忠誠戰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