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災的延誤:征收軍糧優先、官員的瞞報和私扣災款

1942年2月，《大公報》被蔣介石停刊三天。社長王芸生不解，專門詢問了蔣委員長侍從室主任陳布雷，陳的回答很簡單：“委員長不相信河南有災”。

時任河南省主席的李培基向蔣介石發了報災電報。當蔣介石看到“赤地千裡”，“哀鴻遍野”，“嗷嗷待哺”等詞時，不禁罵道：“謊報濫調！”一擲了之，並且嚴令河南的軍糧不得緩免。

蔣介石之所以不相信河南有災，是因為河南的軍糧征收更重要。1942年夏，蔣介石從軍方密報中得知河南欠收，匆忙趕到西安，召開緊急“前方軍糧會議”，並在會上重申：河南軍糧配額減為250萬石，必須完成。不久，“250萬石”又被解釋為“250萬包”。一石小麥約為140多斤，一包約為200斤，一字之差，河南軍糧實際上有增無減。河南省政府隨即指派大員到各地督催，超額完成征收軍糧任務的河南糧政局長盧郁文，受到了蔣介石的記功褒獎。

白修德所寫的《等待收成》，在美國引起很大轟動，文中寫到，“沒有人真正了解河南大災的嚴重程度。官僚機構層層掩蓋著災荒的真相。”因此，白修德要向蔣介石當面陳述。蔣介石感覺到國內外的輿論壓力，終於接見了白修德，聽他反映了災民餓死的慘狀，並看了他拍攝的照片。

不久，蔣介石委派張繼、張厲生為勘災大員前往河南災區視察。在從洛陽到鄭州的路上，時時見到衣不蔽體的村民在刮樹皮，厚顏無恥的張厲生不僅毫不同情，反誣是故意假裝。有鑒於此，當時許昌縣政府行文上報該縣餓死5萬多人時，數字雖已縮小，但省府仍認為所報太多，予以駁斥，令再重報。當時河南官方報告全省因災死亡1602人，二張聽后很滿意並回重慶向蔣介石作了匯報。

在河南軍糧已超額完成的情況下，蔣介石終於下令免除河南1943年的任務，並拿出法幣1.2億作為救災貸款投向河南。這筆款到賬后，不料又被河南省政府秘書長馬國琳和省銀行行長李漢珍私自扣下用來做投機倒把買賣，直到1943年播種時節，一些災民才收到用此款購買的發霉麥種。這時，河南已有300萬災民死於非命！

大災荒發生和加重的原因：天災加人禍

首先，1942年的河南發生了嚴重的旱災。春天幾乎是滴雨未下，半蔫的小麥隻有一二成收，連軍糧也不夠交。直到晚秋才終於下雨。然而，由於錯過了農時，播種太晚，禾苗隻瘋長不結籽。

這次大災不僅遍及河南全省，山東、安徽、河北、山西不少縣也未能幸免。

其次，1942年的河南，蝗虫滾滾。據1942年6月28日《河南民報》報道，尉氏縣境內發現蝗群，大群飛蝗，遮蔽天空，東西達十余裡寬，由北向南飛去，一時月色為之籠罩，暗淡無光。

檔案顯示，1942年，蝗災遍及河南40多個縣。湯陰、修武、扶溝、沁陽、新安、登封、滎陽、汝南等，蝗災面積均在100萬畝以上，其他各縣也都有幾十萬畝遭受蝗災。據《河南災情實況》記錄，始於1942年的災荒，一直延續到1945年，受害面積達272839678畝。

最后，湯恩伯給河南人民帶來的人為災禍。湯恩伯（國民黨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三十一集團軍總司令）在河南無惡不作，百姓痛恨之極，故當時民間有“水、旱、蝗、湯，河南四荒”的民諺流傳。

在災情蔓延，老百姓無隔夜之糧的情況下，湯恩伯以在葉縣修建“邊區學院”之名行修建官署之實。此舉除了拆用古跡寺廟磚瓦之外，還強迫周圍十余縣按照規定尺寸，無償捐送所用木料。各地將木料送到后，如不送禮賄賂，接收人員則以“不合格”之由百般刁難，強令再送“上品”，致使一些人畜病亡途中。

1943年春，河南災情發展到了頂點，大批百姓或西北逃難，或死於荒村，湯恩伯借口抵御日軍渡河進犯，強征遠近各縣民工數萬人，以“以工代賑”之名大修黃河大堤。懾於淫威，各地不敢違誤。一些民工因飢病交加，倒斃途中。工地上，也因瘦弱無力，口糧不給，死於河沿者日有多起。最終是工程並未做好，而死亡者不計其數。

1943年春，老百姓雖然飢腸轆轆，但小麥長勢很好，如果此時政府能施以救濟，災民便可度過春荒，吃到新糧。然而，就在1943年3月至4月救災的緊要關頭，各縣長官迫於湯恩伯之壓力，不放一糧，眼睜睜看著災民餓死。

在天災人禍的多重壓迫下，河南的災荒變得更加嚴重，再加上賑災的延誤和地方官員的克扣，致使大批災民流離失所，並不斷餓死。

（作者為河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