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廉政府應當是公開化程度最高的政府。清廉政府中的“清廉”二字與政府行為的神秘化是完全對立的，與政府權力行使中的封閉狀態也是完全對立的，即是說，清廉二字包括了權力在陽光下運行的涵義。僅從字面意義來講，清廉中的清不能排除清澈、清明等最原始的意義，事實上當十八大報告講到清廉政府時也提到了政府權力公開問題，例如報告指出：“推進權力運行公開化、規范化，完善黨務公開、政務公開、司法公開和各領域辦事公開制度。”我國近年來在政府系統實行了較大程度的公開，例如立法機關在立法時實行了立法聽証制度，實行了專家論証制度，實行了立法咨詢制度，這些都是權力公開的反映，而在行政系統中更是通過2007年制定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全面推進了行政公開，從我國對權力公開的相關規定來看，公開既應當是實體權力的公開也應當是程序的公開，在此方面我國已有長足的進步，近年來權力公開化已經很好地詮釋了清廉政府的理念。但是我們在一定范疇內的權力行使中的公開化程度還不算很高。例如，有些地方的三公經費並沒有公開到社會所期求的程度。總而言之，清廉政府對政府的行為公開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如果我們把行政公開與清廉政府當做兩個事物來看的話，那就是不科學的。

　　清廉政府應當是自我約束最強的政府。政府系統的權力行使是通過社會機制體現出來的，因此我國憲法對權力行使的社會化作了一些規定，而且規定廣大公眾可以通過相應的手段監督政府的權力行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27條第二款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必須依靠人民的支持，經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聯系，傾聽人民的意見和建議，接受人民的監督，努力為人民服務。”該條規定反映了政府權力與社會機制之間的邏輯關系，這是事物的一個方面﹔從另一方面來看，國家權力本身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它的內部是通過相應的權力劃分形成機制的，例如我國憲法就規定了立法機關及其所行使的權力，行政機關及其所行使的權力，審判機關及其所行使的權力，檢察機關及其所行使的權力。這既是對諸種公權力機構在國家權力行使中的分工又是對國家權力的科學劃分，這個劃分的定義和推演就是各種權力之間的相互監督和約束機制。同時每一種國家權力的內部也建立了相應的約束機制，例如行政系統上下級之間的約束，行政系統中通過監察機關的約束等等。這些約束是從體制設計上進行的，可以說它是約束的硬件方面。而從軟件方面來看，政府機關之間應當具有自我約束的意識，這些意識既存在於各個機關在權力行使中對自己行為的控制上，也存在於權力行使的主體在遵守相應行為規則的意識上。在筆者看來，清廉政府與政府的放任自流是相對立的，很難想象一個放任自流的政府能夠與清廉政府同日而語，而政府行政系統非放任自流狀態的另一面就是強烈的自我約束。固然，權力系統內部的各種約束機制是自我約束的表現，但在筆者看來，最為根本的自我約束應當是權力系統及其權力行使者在權力行使中的自律性。十八大報告強調：“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必須自覺遵守廉政准則，絕不允許搞特權。”這充分証明了政府的自我約束是新的歷史條件下政府的行為取向之一。

　　清廉政府應當是修復機制最好的政府。十八大報告提出清廉政府的概念之后，馬上提出了政治清明的問題。政治清明集中體現在政府清廉之中，離開了政府清廉就無法談論政治清明。也就是說，清廉政府如果能夠得到實現，它的進一步的結果就是政治上的清明。政治的清明實質上就是一種權力行使中的開明，就是權力行使中的以人為本，就是使權力行使符合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對於一個清廉的政府來說，一方面其權力行使在橫向上是開放的，應當廣泛地存在於社會機制之中﹔另一方面政府的權力行使還應當和時代發展的節奏保持一致，還應當具有比較明顯的時代精神。當然權力行使中的開放性與權力行使中的時代精神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權力行使中的與時俱進對於一國權力系統而言是一個具有較高難度的命題。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在現代法治國家權力行使已經有了典則上的依據，已經有了相應的傳統，已經有了較大的慣性，而這幾個方面恰恰是制約權力與時俱進的因素。然而，不得不說明的是，越是法治發達國家越是權力行使有序的國家，它的權力行使往往越能夠與時俱進。我國正處於各種社會矛盾凸顯期，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政府權力怎樣適應時代的要求，便成為不容回避的問題。筆者認為，清廉政府要求政府系統有一種比較好的自我修復機制，這個修復機制既可以以制度化的形式體現出來，亦可以以非物質化的形態體現出來。總之，通過這樣的修復機制，使政府權力成為促進社會發展的活的因素，而清廉政府便是對權力系統具有較好修復機制的一個肯定。

　　（作者系上海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