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實事求是地進行決策？

　　實事求是是歷史的概念、科學的概念、發展的概念，隻有堅持歷史的、科學的、發展的決策觀，一切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才能真正做到實事求是決策。那麼，什麼是實事求是決策的方法論呢？這不是來源教科書，而是來源於決策的實踐、人民的實踐和地方的實踐。由此，可概括為三個方面：

　　一是真知來源於實踐。它是指認識和理論是“從實踐中來”，再“到實踐中去”。毛澤東指出，認識從實踐始，經過實踐得到了理論的認識，還須再回到實踐中去。認識的能動作用，不但表現於從感性的認識到理性的認識之能動的飛躍，更重要的還須表現於從理性的認識到革命的實踐的飛躍。一般來說，成功了的就是正確的，失敗了的就是錯誤的。實踐既是決策者檢驗真理和正確的標准，也是檢驗謬論和錯誤的標准，因此要重視政策實踐（試驗）在決策中的應用。重視實踐，是當代中國取得成功的主要經驗，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政策實踐最活躍、最有創造力的國家。

　　二是政策來自於群眾。它是指決策是“從群眾中來”，再“到群眾中去”。這是毛澤東所提倡的基本的領導方法。黨的政策就是黨領導人民行動的指導。好的決策應當反映民情、順應民心，符合民意，因此在決策時需要充分聽取人民群眾的意見，即“問計於民”，需要充分適應人民群眾的需求，即“問需於民”。黨的決策，就是要掌握充分多的情況，匯集充分多的智慧，代表充分多的意見，把人民群眾的意願、要求和利益變為可實施的行動手段。在中國，人民群眾民主參與的過程，不是西方式的讓渡決策權的過程，而是全面參與決策的過程，中國已經在科學決策和民主決策的辯証統一方面創造了嶄新的中國經驗。

　　三是決策來自於地方。它是指決策是“從地方來”，再“到地方去”。這是鄧小平所提倡的中國改革的方法論。在中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發展極不平衡的國家進行決策，面臨著極大的信息和知識的不確定性、不對稱性和不完全性，也面臨著各種政治、社會、經濟的風險，不可能用一種創新、一種模式、一種政策、一種標准來治理中國。這就要讓掌握更豐富信息、更接近人民、更了解區情的地方獲得更大的決策權限與空間，讓地方決策成為中央決策的“源頭活水”，讓中央決策成為地方決策的“百川匯海”。

　　以上三者構成了實事求是決策的方法論。它們之間不僅相互關聯、相互影響，彼此之間也形成了內在邏輯：有什麼樣的社會實踐，就會產生什麼樣的社會理論﹔有什麼樣的社會理論，就會指導形成什麼樣的社會實踐﹔它們都貫穿於歷史的、科學的、發展的決策之中，不斷演進。無論理論還是實踐，都是一項風險活動，並不能自動取得成功，在許多情況下常常會出現失敗，這如同自然科學的反復實驗，總會在多次失敗之后有新的發現，有新的成功。科學的決策不在於不犯錯誤，而在於少犯錯誤，並從失敗中總結經驗教訓，特別是不能重犯以往的錯誤和低級的錯誤，並善於以較少的失敗取得較大的成功。

　　決策哲學是綜合的政策制定的哲學。實事求是不是孤立的決策哲學，而是一個決策思想集。要做到實事求是，還需深入分析實事求是的思想內涵，建設決策的軟實力，特別是加強決策的體制機制和人才建設。那麼，如何加強決策的體制機制建設呢？又如何保証決策成功，還能夠保証及時糾正決策失誤？

　　實事求是有兩大支柱：調查研究、民主集中制。這是黨長期以來在決策中形成的優秀傳統，也是決策過程的基本路徑和核心機制。與實事求是的決策哲學一樣，它們也是中國具有原創性的決策思想，是長期革命、建設和改革的經驗總結。

　　第一，調查研究。調查研究體現了科學決策的價值觀。鄧小平同志指出，先作調查研究，然后才有發言權。開會也好，作決議也好，搞文件也好，都要從實際出發，提出問題，總結經驗，制定方針政策，這就是實事求是。中國共產黨始終將調查研究作為一切決策的先決條件。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中指出，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調查就是解決問題。正確的策略隻能從實踐經驗中產生，隻能來源於調查研究。陳雲指出，決策最難的是要優先弄清楚情況，做工作要將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時間用在研究情況，用百分之十的時間用來決策，這樣的決策才有基礎。

　　調查研究，有兩個基本特征：

　　首先，重視與群眾路線的結合。要搞好調查研究，就要真正聯系群眾。人民群眾是創造歷史的主體，是社會實踐的主體，實事求是是以人民群眾為主體的決策哲學，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決策哲學。隻有認真地總結群眾的經驗，集中群眾的智慧，才能指出正確的方向。調查研究不能離開群眾經驗和群眾意見，任何天才的領導者也不可能進行正確的領導。群眾路線是反對教條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有效措施，深入基層，傾聽下情，“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是調查研究的基本工作方法。

　　其次，強調發展的決策觀。實事是永恆變化、發展、進步的，求是也因而需要永恆地與時俱進，實事求是以變遷的國情為對象的決策哲學，是辯証唯物主義的決策哲學。毛澤東指出，我們的調查是長期的。今天需要我們調查，將來我們的兒子孫子，也要作調查，然后才能不斷地認識新的事物，獲得新的知識。

　　第二，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體現了民主決策的價值觀，是黨的根本組織原則，也是決策的根本組織原則。以群眾路線為基礎的集中決策，為中國建構了一個以民主決策來驅動科學決策的模式。

　　一方面，要求走群眾路線，為群眾意見廣開言路，將群眾的（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於行動，並在群眾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后再集中，再堅持，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是基本的領導方法。這是重要的決策信息採集機制，是掌握“實事”的聽聲筒。

　　另一方面，要求實行有民主監督的集體決策，建設既有核心，又有集體的領導班子，防范個人迷信和家長作風。民主集中制的基本決策原則是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凡屬重大問題都要按照集體領導、民主集中、個別醞釀、會議決定的原則，由黨委會集體討論，作出決定。這是重要的決策風險防控機制，是確保“求是”的安全閥。

　　同樣，民主集中制也是一個先民主、后集中，再民主、再集中的反復循環過程，既有利於集思廣益，也有利於形成政治共識，既有利於高效作出正確決策，也有利於及時糾正錯誤決策。

　　堅持實事求是決策就是成功之道、取勝法寶

　　實事求是是中國的決策成功之道：決策哲學從根本上決定了一國的決策能力和決策潛力﹔實事求是的決策哲學，已經成為中國國家治理的核心軟實力。我們應當充分挖掘實事求是的理論內涵，借鑒歷史上的經驗與教訓，持續推動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推動中國的決策能力建設，增強中國的戰略決斷能力和調整適應能力。

　　這裡我們可以世界金融危機為例。這場危機的爆發和蔓延，充分暴露了西方政黨和政府決策錯誤而不能及時糾正，應對方案“議而不決”，“決而不行”，束手無策，至今還處在危機之中。這打破了長期以來的所謂“西方迷信”，也為我們提供了難得的西方無力應對危機的最好的又是最現實的反面教材。

　　與此相反，在世界同一場大趕考中，中國的成績最佳，在危機之前的2007年美國GDP是中國的4倍，到了2011年迅速縮小為2.1倍，同期美國的就業人數從1.461億人減少至1.399億人，而中國城鎮就業人數從3.095億人增加至3.591億人。這反映了中國特色的實事求是決策的獨特性和優越性。

　　中國過去取得成功，靠的是實事求是﹔中國未來繼續取得成功，仍然要靠實事求是。我們應當堅持歷史的、科學的、發展的決策觀，一切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堅持不唯書、不唯上、不唯洋、隻唯實，堅持獨立地探索科學決策與民主決策的中國經驗，堅持自覺、自信地運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指導我們的偉大實踐。

　　總之，實事求是始終是中國共產黨人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們黨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領導方法，是黨帶領人民推動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事業不斷取得勝利的重要法寶。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