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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的新變化
張勝軍
2012年11月12日11:17   來源:學習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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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以來,金融危機和氣候變化成為當代全球治理議程中最受關注的兩大議題。然而,除了G20(20國集團)一舉躍升為世界金融治理的主要平台和重要機制,並在協調內政方面取得些微進展外,全球氣候變化談判依然未能走出僵局。
  全球治理的新發展  
  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全球問題日趨增加和惡化,並使得任一政府間組織或民族國家政府都難以單獨應對,全球治理的理論和實踐均取得了比較大的進展。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對全球治理的議程和目標表現出更多關注。與此同時,越來越多非國家行為體則在更大的范圍內參與全球治理的各項議程。尤其最近10年以來,全球治理的參與主體和參與機制都取得了不少進展。但從總體上看,國家依然是實現全球治理的最重要行為體,而且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很大提升。
  首先,新興大國群體性崛起改變了全球治理的整體格局。包括中國、印度、巴西等在內的新興工業化國家經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的迅速增強,歷史性地打破了西方國家主導全球治理的局面,加速了全球政治的多極化進程。以G20為標志的全球治理新機制的興起充分體現了這一進程,並將對未來10年全球治理的走向產生重要影響。
  其次,全球治理機制呈現馬賽克化趨勢。全球治理在全球范圍內激發了公眾參與的熱情,跨國非政府組織和公民社會團體從私有機構如跨國公司到科學家網絡,從環保主義者到政府間國際組織,非國家行為體對全球治理的參與日趨活躍,極大豐富了全球治理的參與層次和參與機制。當前的全球治理出現了不同層次和不同種類的決策和執行系統,其中既有垂直的超國家、國際、國家、次國家等不同層次的決策權威,也有平行決策系統之間的橫向聯合,並出現了一些新型的合作關系,如公私伙伴關系和私私伙伴關系。
  再次,全球數字革命,隨著新技術尤其是計算機和互聯網技術的升級換代,使得當今世界已經名副其實地進入了信息化時代。2011年初發生的“阿拉伯之春”,以及當前的敘利亞局勢,無不凸顯了數字革命的巨大力量。由於信息的傳遞空前便利,使得任何國內政治事件都會遭到即時的圍觀甚至參與,從而深刻影響了世界政治的變革,甚至成為驅動世界變革的一個力量。這種情況不僅深刻影響當今世界變革的諸多方面,對於全球治理的決策環境和實踐環節亦將帶來深遠的影響。
  上述發展變化顯然不是全球治理發展變化的全部,而是需要我們特別加以關注的幾個方面。實際上,全球治理的核心問題仍然是克服全球化的負面影響和共同治理全球問題。特別是中國、印度、巴西和其他快速增長的經濟體把相互依存提升到了一個新的水平,使得全球治理不同議程之間的多重關系更為復雜,而每個國家都將面臨國內問題與國際問題相互交織聯動所帶來的巨大挑戰。這種趨勢將由於全球經濟一體化和跨國公民社會互動的常態化而得到進一步加強。在此情況下,全球治理的范圍將會越來越廣,越來越多的國際議題將被納入全球治理的理論和實踐框架中尋求解決的方案。
  全球治理理論的新動態  
  全球治理三大理論范式是在總結全球治理第二階段發展基礎上提出的一種理論概括,但這一概括僅僅是我們觀察和思考全球治理理論發展的一個起點。實際上,當代全球治理的實踐極為豐富,值得我們從多種理論視角加以考察和檢驗。除前面提出的一些新發展之外,筆者認為還有兩個非常重要的理論動向值得我們密切關注。
  (一)G20與“新多邊主義”
  G20從2008年起召開領導人峰會。隨著G20的架構日漸成熟,並且為了反映新興工業國家的重要性,G20成員國的領導人於 2009年宣布該組織將取代八國集團成為全球經濟合作的主要論壇。G20峰會發展至今已經被世人廣泛關注和期待,事實上它也走到了關鍵的發展階段。最近在墨西哥海濱城市洛斯卡沃斯舉行的 G20峰會已經被普遍認為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從許多方面觀察,G20正在從非正式或特別性的多邊主義走向更加制度化的新多邊主義。
  首先,G20峰會的背后掩藏著全球治理體系的真正變化。可以說,G20成為全球治理平台的首要意義在於,新興和發展中國家作為重要成員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決策不僅成為了現實,而且成為至為關鍵的現實。
  其次,G20峰會的“溢出效應”成為國際政治格局變革的風向標。這種“溢出效應”體現在洛斯卡沃斯G20峰會上中日印三國在經濟領域的相互合作並和其他金磚國家的團結,而峰會上的團結可能預示著一種新的國際政治格局。
  再次,G20不僅是全球治理改革的主要試驗場,而且是國際關系新思想、新政策的孵化器。實際上,G20的許多決議,從2008年穩定國際金融秩序到採取一些更加切實的措施如杜絕銀行保密和創立強健、可持續和平衡的增長框架等等,都涉及各國內政方面的協調,這對於推動類似“共享主權”的觀念和筆者稱之為“國家之間一體化式合作”的新多邊主義將會產生重要的影響。
  從未來的發展看,G20將會盡快走出“危機救火者”角色,從非正式或特殊性制度安排的1.0版本走向更加制度化的2.0版本。盡管這一過程不應當是急劇轉變而應該採取增量變革的路徑,但毫無疑問,G20向我們提出了為應對全球問題挑戰,何種形式的多邊主義才是更好的理論命題。而這方面的理論動向,值得我們持續加以關注。

(責編:萬鵬、趙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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