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6日，耗時將近一年半之久的美國總統大選最終進行了選民正式投票，驢象兩黨間白宮寶座的爭奪也塵埃落定。當全世界的眼球都聚焦在誰將問鼎白宮之際，人們卻忽略了一個藏在喧嘩紛亂的“選美式”競爭背后的重要事實： 截至10月26日的官方統計顯示，兩黨候選人所籌集的競選經費就已超過20億美元，其中奧巴馬約有10.8億入賬，羅姆尼則高達11.3億。這是美國歷史上兩黨候選人總開銷首次飆升至20億美元以上、兩黨候選人募款分別都超過10億的選舉，進而刷新了金錢政治的歷史記錄。據美國CRP中心執行主任分析預測，2012年美國總統大選總花費將超過60億美元！然而，如此“歷史性突破”竟然是在經濟持續低迷、失業率居高不下、聯邦財政債台高筑等后金融危機時代的窘迫背景下實現的！美國選舉中金錢政治所引發的迷思，令我們不禁再度叩問西方民主制度日益暴露出的內在矛盾及其在國家治理中所扮演的消極角色。

一、為什麼金錢管用？

“金錢是政治的母乳”。1966年，加州州議會領袖杰西·安若這麼一句不經意的玩笑，卻因犀利而精准的表達而廣為流傳，成為今天每每論及競選財政都會引用的名言。事實上，回溯美國政治發展史，沒有任何一場選舉是不需要財力支持的。據史料記載，當1757年國父喬治·華盛頓競選弗吉尼亞地區議員時，就曾購買了29加侖朗姆酒、50加侖朗姆飲料、34加侖葡萄酒、46加侖啤酒以及2加侖蘋果酒充當競選物資。這些實物雖總量有限，但當時華盛頓所在的選區也僅有391個選民，即每張選票成了1.5夸脫某種酒類的等價物。1896年和1900年兩度輔佐威廉·麥金萊當選總統的競選經理馬克·漢納更是不加掩飾地坦言：“要贏得選舉，需要兩個東西，一是金錢，第二個我就記不得了。”由此可見，美國式民主很大程度上就是所謂的“金錢民主”。

客觀講，“金錢民主”回應著美國特有政治經濟制度安排下的特殊利益訴求，在最具權勢的總統寶座爭奪中更為凸顯。早在美國立國之初特別是國會議員等政治精英層分化出“內生黨”之后，代表新英格蘭以及中部沿海地區商業利益的聯邦黨與代表南部地區種植業、農業利益的民主共和黨便展開惡斗，爭相將自身利益的代言人送上總統寶座。政黨政治身上不同經濟利益的烙印，經過了多次合縱連橫之后，一直流淌到如今民主、共和兩黨的政治血液當中。

經濟精英對政治權力的覬覦，在19世紀中后期達到了一個頂點。此時的美國進入了所謂的“鍍金時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到壟斷階段，社會財富迅速向少數人手中聚集，形成多個富可敵國的壟斷財團。這些壟斷精英不僅控制了國家財富，而且還通過向民主共和兩黨提供巨額資助、介入選舉，晉升為主宰國家政治生活的“寡頭”。在政黨組織中，那些有壟斷寡頭撐腰的政治精英即所謂的“政黨老板”，負責著分配金錢這一重要的競選資源，控制著總統候選人等選任官員的提名，而當選后的官員大都會對政黨老板及其代表的壟斷資本唯命是從，在國家政策過程中投桃報李，從而構成了沆瀣一氣的惡性循環。

面對當時比比皆是的“州政之恥”、“市政之羞”，從知識界發端的一場“進步主義運動”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席卷美國。這股“改良新風”也重塑了總統選舉的風格，以普通選民直接參與的黨內選舉取代了政黨對總統候選人的直接指定。制度安排上的調整，旨在削弱政黨組織的權力，雖將選舉從“政黨導向”轉換為“候選人導向”，但並未如期實現改革效果。一方面，“候選人導向”加劇了選舉競爭的長度與強度，從黨內競爭到兩黨對決，無形中推高了競選成本，反而刺激了候選人對金錢的渴求﹔另一方面，新制度本身無力阻止壟斷利益的滲入，甚至在沒有“政黨老板”隔膜的情況下，壟斷資本與候選人之間的利益輸送反而更為直接且便利了起來。

20世紀60年代之后，科技的發展使電視等現代傳媒方式走入美國公眾的日常生活。 “候選人主導”的選舉很快成為新媒體應用的舞台。新媒體日漸主導選舉營銷的同時，其不菲的開銷也增加了候選人的財政負擔。1860年林肯競選總統時，共和黨大概隻花了10萬美元，到了一百年后的1960年也隻能夠支付一條30分鐘的電視專題廣告宣傳片，更僅僅是今年大選中羅姆尼為贏得佛羅裡達一個州初選造勢時每日廣告開銷的十分之一。可見，如今的候選人如果缺乏足夠的財政支持，根本沒有資格投身到任何一場選戰當中，這無疑為特殊利益通過金錢籠絡候選人營造了溫床。新世紀以來，隨著互聯網的普及和“自媒體”時代的來臨，網絡競選因其相對低廉的成本被越來越多的候選人所採納，但所謂的“e門檻”仍舊使網絡競選無法跨越年齡、受教育程度、經濟情況等門檻，尚無全面取代電視廣告競選的趨勢。

由於美國民主制度下經濟利益與政治權力的天然鏈接以及選舉制度與過程對巨額資金的旺盛需求，金錢儼然是美國政治舞台上多元利益之間的潤滑劑與關系鏈，呈現出無法控制的惡性膨脹。根據學者和民間智庫統計，2008年整個選舉周期的總開銷約為31.25億美元，是1976年的17.6倍，其中以總統大選開銷最為驚人：從1976年的6690萬美元躥升至2008年的17.59億美元，增長了26.3倍。即便考慮這32年中美元2.78%的通貨膨脹率，總統競選經費也激增了約9.5倍。當通向白宮的跑道上被鋪滿了黃金之時，是“驢”還是“象”最終染指總統寶座已並不那麼重要，最大的贏家都是某些特殊利益訴求的壟斷經濟精英而已。

二、金錢政治帶來何種影響？

偉大詩人泰戈爾曾言：“當鳥兒的翅膀被系上黃金，鳥兒就飛不起來了！”這則警句雖是人生感悟，但用來比喻金錢政治也正恰如其分。“金錢選舉”的常態化，無疑消磨了美國政治的理性，侵蝕著公眾的長遠利益。

第一，金錢政治對大選結果產生著關鍵性的扭曲影響。美國並非是一個以政治生活為中心的社會，普通民眾對政治及政治人物的了解極其有限。例如，根據CNN去年11月所作的民調顯示，仍有14%的受訪者從未聽說過約翰·博納，而此公已在國會眾議院議長這一美國聯邦政治第三號人物的寶座上坐了將近一年之久。又如，根據蓋勒普今年2月中旬的民調結果，竟然分別有7%、8%以及14%的受訪者從未聽說過羅姆尼、金裡奇以及桑托羅姆這三位政治人物，而其時這三人為2012年總統大選的共和黨提名鏖戰正酣。換言之，能讓普通選民知曉某候選人、博取知名度，就是獲得其投票支持甚至勝選的基本砝碼。而這個被知曉的過程，恰恰是需要大量廣告與造勢才能實現的，金錢的投入不可或缺。從2008年大選的現實情況觀察，奧巴馬在此維度上獲益最大。相比於初選對手希拉裡和大選對手麥凱恩而言，僅僅當過4年國會參議員的奧巴馬可謂政治經驗乏善可陳，但其口才、膚色與個人魅力卻緊緊地吸引著媒體的眼球，很快佔據話題焦點。在認知度上表現出的潛質，令其“吸金能力”大增，越來越多的資金涌入奧巴馬陣營。

金錢在今年共和黨初選中也發揮了巨大的“魔力”。馬薩諸塞州前州長羅姆尼因其摩門教的身份和相對溫和弱化的政治立場而無法得到黨內保守派信任，甚至數度被保守派推出的代言人反超，但因其在金融工商業界的深厚人脈而籌集到了巨額捐款。羅姆尼的競選資金是位居第二的羅恩·保羅的兩倍多，也是所有9位共和黨主流候選人總籌款額的將近40%。正是由於雄厚財力的驅動，羅姆尼才能得以頂住保守派人物桑托羅姆的強力挑戰，最終斬獲提名。金錢幫助奧巴馬和羅姆尼如願以償，但也留下了無法彌補的后果：前者是美國公眾遲遲等不到所謂的“奧氏變革”，卻還要白白為新手總統的學習與成長埋單﹔后者是共和黨隻能接受一位隻會討好選民而無堅定政治立場的騎牆候選人去挑戰奧巴馬。不得不承認，在這兩個實例中，金錢政治暫時遮擋了選民的眼睛，令他們作出了扭曲的選擇。

第二，金錢政治導致在內政外交決策中大量的利益交換。金錢對選舉政治的牢牢控制，使得候選人的選區概念凸顯異化。他們不僅要代表其所在選區選民的利益（如總統即全美），還要兼顧所謂的“金錢選區”，即那些壟斷資本的利益。從美國政治經濟的地緣分布上看，美國東海岸的新英格蘭—紐約地區、西海岸的加州地區、中西部的五大湖地區以及南部的得州地區等皆為“金錢選區”的所在。在雙重選區的約束下，當選總統不僅要依照國家利益與民眾福祉來制定內外政策，還要盡可能地符合寡頭經濟精英的特殊利益偏好。比如，近年來的三位共和黨總統裡根、老布什以及小布什均不同程度上接受了石油等能源公司的巨額捐助。作為回報，裡根任內推動取消石油、汽油等的價格管制，而布什父子則先后發動了兩場伊拉克戰爭，最終將這個石油儲量世界第五的國家控制在手，不但滿足了美國石油產業驚人的海外利益，還兼顧起了大軍火商的好惡。此外，小布什上任后旋即拒絕執行《京都議定書》，很大程度上也是出於對煤電油氣資源產業利益的回饋。民主黨方面的情形如出一轍，克林頓和奧巴馬均接受了更多IT信息科技產業的財政支持，前者上任后積極推動信息高速公路等計劃，吹起了美國“新經濟”號角，后者則極為重視網絡傳媒的發展普及，身體力行地將其運用於政治動員與競選當中。

第三，金錢政治甚至還令買官鬻爵在當今美國變成現實。買賣官位的政治丑聞，隻在傳統封建社會才更為常見，如果在當今美國總統政治中仍習以為常，顯然令人費解。但在金錢政治的庇護下，某些捐款人的確能夠通過給總統候選人較多數額的錢財，拿到擠進“旋轉門”的通行証。當選總統手中握有眾多政治資源，除了政策傾向之外，把某些官位奉送給那些為自己的競選大掏腰包的富翁也是劃算的“買賣”，其中最為典型的莫過於美國200多位駐外大使了。根據美國外交服務協會的統計，幾乎歷任總統都存在著這種行為，甚至尼克鬆和克林頓任命大使中的30%都是政治捐款人。2009年5月，剛剛上任不久的奧巴馬意外提名54歲的約翰·魯斯出任駐日大使，引發了華府軒然大波。這位身居加州的職業律師對日本事務一無所知、且絲毫沒有國際經驗可循，與美國往往派出包括前副總統、退休國會領袖在內的政壇賢達出使日本的傳統做法大相徑庭，唯一可能的解釋就是魯斯曾為奧巴馬2008年的大選捐助了50萬美元，且實際貢獻可能還要高於這個官方上報數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