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農村建設七年考

鄉土中國如何走向現代化?2005年10月，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目標，強調要建設“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中國鄉村，至今已七年。這七年，農民最關注的水、電、路、氣、教育、醫療、文化、社保等問題，在一系列強有力政策的扶持之下，取得了明顯的成效。但新農村建設將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會伴隨我國現代化建設的全程， 我們如何在這七年的實踐基礎上走得更遠，本刊此次特約請專家學者進行深入解讀。

人民論壇記者：作為新時期緩解“三農”困境的國家發展戰略的有機部分，新農村建設推進七年來，取得了哪些積極的成效?

溫鐵軍：2004年取消農業稅、2005年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國家戰略實施，近7年來，資金要素在政府“看得見的手”作用下開始回流農村，約6萬億資金投入“三農”，一定程度上既帶動了非農就業，也緩解了農村最為稀缺的資金要素的飢渴。同期約95%以上的行政村實現了水、電、路、線、網“五通”。這樣，“三農”困境有所緩解，土地、勞動力和資金三大要素有機會得以重新組合，一定程度上實現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改進，從而也改善了農村社會的可治理性。

2006年徹底取消農業稅后，由於鄉、村兩級基層政權不再具有向農民直接攤征稅費的手段，改為主要由上級政府通過財政轉移支付來保障運行，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區，因農民負擔過重導致的干群沖突大幅度減少。

深層治理矛盾仍普遍存在

人民論壇記者：如您所說，在新農村建設一系列惠農政策的扶持下，農村的情況有很大改觀，那麼，目前我們還有哪些地方需要進一步著力?

溫鐵軍：我們在積極評價“三農”新政顯著緩解鄉村治理危機的同時，也該承認，農村真正構建良性治理的社會生態尚未形成。這不僅直接表現為周期性的農村治理危機，還導致深層次矛盾。

過去，中國得以憑借城鄉二元結構，向廣大農村分散城市經濟危機的巨大制度成本。而鄉土中國之所以能夠承接經濟危機的制度成本，依托的並不是資本運作的邏輯，反而是傳統兼業化小農家庭和多功能村庄的“農戶理性”和“村社理性”，不僅在當代能夠消化外部性市場風險，而且在歷史上本來就是能夠化解自然和經濟雙重風險的內在機制。

而在權力尋租的社會全局性治理危機的復雜環境下，基層政權日漸由“代理型”向“謀利型”蛻變，並與地方政府乃至外來資本形成“結盟”，鄉村資源大量廉價外流，而村社內部的分配則向少數群體傾斜。一方面，新農村建設中，部門主導下的各項支農、惠農資金投入，不僅“跑冒滴漏”、效率低下，而且“精英俘獲”普遍發生;另一方面，雖然2004年中央政府積極地做出適應經濟基礎的政治調整后，農村基層矛盾總體上升開始緩和，負擔過重導致的沖突大幅度下降，但結構性的變化不容忽視。2006年以后全社會群體性治安事件中因征地、財產、環境等引發的沖突佔全部沖突的一半以上，即因全球化、資本化向農村的擴張而導致的土地征佔和其他財產沖突大幅度上升。

這些顯然既不可能靠加強教育和紀律，也不可能靠高成本的法治建設或內部監督來解決，無論主觀地依靠“直選”，抑或教條地依賴信訪制度，都是經常不能被實踐証明為有效的做法。

當下兩派對立的話語體系爭論多多，卻難以給出合乎實踐檢驗的理論解釋。而“泛政治化”地拔高本來可由傳統鄉土社會內部化處理的矛盾的復雜性，並冠之以能夠得到外部重視的各種“自由、民主、法制”等口號，結果恐怕也並不為人們所樂見。一方面，各種各樣得到外部認可或支持的新型的農民利益表達組織和表達渠道正在萌生;另一方面，體制外行動也明顯增加，近年來群體性治安問題愈加普遍和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