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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鐵軍:鄉土中國如何避免治理危機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溫鐵軍
2012年11月07日14:25   來源:人民網-人民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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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三農”到“三治”

人民論壇記者:近十年來您一直強調鄉村的治理問題,這個問題是否是隨著農村經濟狀況的改善而日益凸顯?

溫鐵軍:過去十幾年我一直強調“三農”問題,而進入新世紀則更為關注鄉土中國的縣鄉村“三治”問題。

我關於農村沖突的解釋與一般西方政治學的觀點不同主要就在於“三治”問題。當代鄉村治理領域發生復雜矛盾和對抗性沖突,主要歸因於百年來的激進思潮都拔著頭發般地要在鄉土中國照搬高成本的城市上層建筑,與傳統小農經濟和村社制度之間不可能適應;這同樣是一個不論何種主義、何種意識形態,都具有普適性的規律。

因此,“三農”問題指的是經濟基礎,其實質僅在於體現了資本收益導向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必然出現生產力三要素淨流出而導致農村經濟衰敗的普遍規律。“三治”問題指的是上層建筑,即鄉土中國不同於城市的村治、鄉治、縣治這三級治理結構問題,其實質體現了在剩余過少的分散小農與包括政府在內的任何外來主體之間存在交易費用過大的負外部條件下,隨著城市工業化擴張,經濟危機代價持續向“三農”轉嫁而必然出現農村治理危機的一般規律。

正如我前面所說的,中國2004-2006年取消農業稅后,盡管隨著免除農業稅費以及新農村建設,農村上層建筑發生了重大“量變”——各地以大規模“撤鄉並村”為主要內容的鄉村治理結構自發調整持續進行,但人民公社解體以來存在了20多年的鄉村兩級治理體系如何進一步“質變”,即鄉村治理體系的實質性改革,仍屬懸疑。因農民負擔過重導致的對抗性沖突明顯減少,然而,30年來條塊分割政府體制下得以強化的各種涉農利益集團已經形成,關系復雜,矛盾隨即浮現。中國鄉村仍然面臨著深層次的治理矛盾。

事實上,迄今為止的國家政權建設過程中, “三農”與“三治”問題長期困擾中國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進程。改革30年來隨著宏觀經濟周期趨緊,中國農村地區已先后發生了三輪“治理危機”;到1990年代以后表現為大量的對抗性沖突,主要原因是違背了“上層建筑要適應經濟基礎”這一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所造成的制度成本。

中國農村“三治”問題才是近代以來的百年難題。任何在鄉土中國構建制度的努力,都必須考慮上下層文化,即制度與鄉土文化之間,怎樣才能最大相容或最小沖突。在高度分散、剩余過少的小農經濟基礎短期內難以根本上有效改變的制約條件下,到底是“低成本”地重新構建農村上層建筑,還是繼續維持運行成本和交易費用已經過高的上層建筑?這是一個哈姆雷特問題。

“三農”新解

人民論壇記者:本屆政府實施了一系列惠農政策,可以說自從“三農問題是重中之重”以來,政策領域一直向農村傾斜,您認為“三農”問題是否已有所緩解?

溫鐵軍:中國的“三農”改革已經出現了很多不同以往的新問題和新挑戰,“三農”問題的內涵也亟須重新鑒定:由原來是農業增產、農村發展和農民增收,轉變為農民權益保護、農村可持續穩定與農業生態安全的“新三農”。

農民權益關乎國家基本安全。我一向認為,資本及其風險向城市集中導致爆發經濟危機、進而引發社會動亂,隻不過是城市化的規律性結果——中國群體性事件從2005年的8萬多起飆升到5年之后的翻番,乃強行剝奪農民權益推進城市化的規律性后果。

而關於農村可持續穩定,我們近7年的一項關於鄉村穩定的課題研究梳理出一個規律:任何外部主體進入鄉土社會都因與分散小農之間的交易費用過高而造成畸形治理的制度成本;除非政府為恢復鄉村組織化基礎上的自治而全面改善外部條件。我們的研究還指出,新中國60年來發展產業資本期間的8次經濟危機,凡是能夠向“三農”轉嫁制度成本的,位於城市的產業資本就能“軟著陸”;不能轉嫁的就都硬著陸——“砸”在城裡的危機都造成城市市民失業和治安形勢嚴峻,引發重大激進的財稅、金融和其他體制變革。因此我們的新農村建設,迫切需要推進農村組織載體的建設與組織創新,使“草根”為主的農村真正享受農村發展新政的實惠,而這正體現了新的發展階段對鄉村治理的要求。

此外,三農中的農業問題,早已不是產業擴張階段要求的數量目標:增產和增收,而是農業生態安全。中國政府1956年提出農業現代化,主要不是農民和農業的需求,而客觀上是工業部門為了工業品下鄉的需求提出來的。那一輪農業現代化造成的后果是農民貧困和集體化失效。而這一次,如果繼續搬用盎格魯撒克遜野蠻資本主義模式下的簡單生產力外延擴張的、所謂規模化的現代農業方式,順理成章地增加現代資本化要素投入,其結果一定會造成雙重問題:一是農業成為重污染的行業,二是越來越嚴峻的食品質量安全問題。緩解農業外部性問題絕不是簡單地重復過去的說法,我們面對的新問題是如何使農業不再成為一個過度破壞資源環境、造成污染和食品不安全的領域。

在2012年新一屆領導班子問世、中國新農村建設年度新增投資規模也將超過1萬億之際,“三農”領域出現的新動向,應該引起當政者的高度重視。我認為,唯有復興生態文明以維持鄉土社會內部化應對外部性風險的綜合性合作與自治,才是中國免於重蹈負債過高的現代化危機的合理取向。

(人民論壇記者張瀟爽採訪整理)

(責編:萬鵬、趙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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