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重心

中华民族自建立国家之日始，经历了四千多年没有中断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间经历了无数次的王朝兴废与治乱更迭，但始终保持着统一多民族的国家形态，屹立于世界文明古国之林，这不是偶然的。在国家治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得到历代智者辗转相承，不断充实提高，成为治理国家的瑰宝。其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就是一项具有传世价值的最宝贵的经验。

夏朝建立以后，禹为了巩固第一个阶级王朝，注意倾听民众的呼声。他制造了五种乐器，凡是向禹讲解为政之道者，击鼓；要求行仁义之事者，击钟；请求解决某种事项者，振铎；以忧患相告者，击磬；以狱讼相告者，摇鞀。禹听到乐器的声音，便及时接待来访者，史称“五音听治”。［1］由于来访者多，禹有时甚至“一馈而十起，一沐而三捉发”。由于禹重民亲民，不仅稳定了统治，并且顺利地推行了王位世袭制度。由启继承王位，但传至第三代太康，不务德，伤害了百姓，失去了王位，直到第四代少康才重新稳定了夏朝统治。“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结论就是由此而来的，并被冠以皇祖的训诫。后世统治者多将其奉为治国的警世恒言。对于今天的国家建设同样具有历史的借鉴意义。

一、国之本在民，无民何以为国

民是构成国家的最基本的要素，无民何以为国？

民之所以成为国家的构成要素和最重要的实体，就在于民是社会物质生产的承担者，社会由此得以延续和发展，国家由此得以存在，政治和思想上层建筑由此得以确立。“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鞼、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2］没有民的社会性生产，国家也就不复存在。

民又是国家赋税的提供者，赋税是国家存在与发展的要素之一，是国家活动的财政保证。马克思说“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3］从夏朝立国起，赋税便是民对国家的一项义务，《史记·夏本纪》记载：“自虞夏时，贡赋备矣。”

民又是国家军队的主要来源，在中国古代，“祀”与“戎”是国家大事，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4］没有军队，国家就失去了重要支柱，就无法保卫边疆和实现国家对内与对外的职能。在中国古代，充当军队不仅是民的义务，也是民的权利。

民还是国家重大工程的兴建者，无论是修筑水利工程还是修筑城池宫殿，民都是营建者。贞观元年，唐太宗谓侍臣曰：“自古帝王凡有兴造，必须贵顺物情。昔大禹凿九山，通九江，用人力极广，而无怨讟者，物情所欲，而众所共有故也。”［5］凡有大兴土木之事，民力既是工程营建的力量来源，也是衡量利弊的重要标准。

二、重民在得民心，得民心则国兴

“民惟邦本”重民方略的实施，首在于得民心。无数的史实都证明了“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自夏末代国王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迫使百姓发出了“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愤怒呐喊。［6］终为商朝所灭。这可以说是民心向背决定国家兴亡的第一个史例。

商是一个“邦畿千里”的大国，但是却为“小邦周”所灭，原因就在于，商末代国王纣“重刑辟”。实行法外极刑，丧失了民心，赫赫不可一世的商朝瞬间覆亡。胜利者在惊喜之余，深深感觉到民心的向背决定着国家的兴亡。商王曾经自恃拥有“如火如荼”的庞大军队，以为周之寇伤不足道也。不料，正是这支军队倒戈相向，使纣王身死国灭。

继起的周朝的执政者周公一再告诫他的兄弟子侄民心的重要。

从周公起，大肆倡导明德、敬德、尚德、成德，他宣扬商之亡在于失德，周之兴在于周人有德，所谓天只赞助有德之人。针对商朝重刑辟、失民心、亡国家的教训，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治国方略，“慎罚”旨在保民。由此形成了一系列刑法原则和司法原则，比如，区别用刑，罚当其罪；罪疑从罚、罚疑从赦；以中罚作为司法的准则，开展三刺、三宥、三赦的“听于民”的司法创制，等等。

由于周初立法体现了重民、保民的精神，因此法制兴带来了国兴。周初的法制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所创造的法制文明。以德主宰法制建设，可以说是文明古国中所仅有的，其影响至为深远。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称雄，兼并战争连年不绝，为了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民的价值进一步受到重视。得民者兴、失民者亡的政治现实丰富了“民为邦本”的思想内涵，如孟子提出了一个千古不朽的命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荀子进一步总结道：“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7］

孟荀此论，既是夏商周兴衰之由的历史性总结，也是对于国家治理的要旨——“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精彩阐发。后世论者，大都仿此，只是增加了时代的烙印而已。

其实古人早就认识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8］“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名成。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9］“安危荣辱之本在于主，主之本在于宗庙，宗庙之本在于民”。［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