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的制度原因【2】

二、源于中西方国家不同的制度安排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使中国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佼佼者，使绝大多数中国人成为这个进程的受益者；而西方的制度安排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

在政治制度安排方面。中国和西方制度安排的最大差别就是中国有一个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而西方国家没有这种力量。西方的政党是公开的“部分利益党”，不同政党代表社会中不同群体的利益，因此国家政策摇摆不定并常常陷入政党之间和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撕扯之中，国家发展容易失去方向。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整体利益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在中国现代化事业中发挥着领导、规范和协调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今天已成为世界上战略规划与执行能力、社会整合能力、改革创新能力最强的政党，这使中国得以超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带来的民粹主义、短视主义、社会对抗、法条主义等诸多问题。当然，中国共产党也面临不少挑战，唯有大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深化改革，才能继续发挥好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作用。

在经济制度安排方面。新自由主义为了维护资本力量利益，主张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极力反对国家和政府任何形式的管制和干预。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和金融化弱化了起稳定作用的政府宏观经济政策效果，导致西方国家陷入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百姓收入长期停滞不前，资产贬值的也不在少数。而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有机结合、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模式。它力求通过市场经济取得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同时通过社会主义来保证最大限度的公平正义。这个模式创造中国迅速崛起、绝大多数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改善的奇迹。这种制度安排是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超越。现在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包括一整套宏观调控和结构性改革的思路、方法和措施，虽然还在继续完善之中，但已经在应对世界经济危机和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方面显示出强大生命力。

在社会治理模式方面。西方自由主义强调个人权利优先，倡导消极国家观，认为国家的作用仅限于维护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实现。在经济发展顺利的条件下，西方社会多元利益相对趋于平衡，社会运行基本稳定；但随着经济走衰，福利难以为继，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各族裔群体之间、不同利益团体之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深化乃至激化，而西方代议制民主政府在层出不穷的危机面前捉襟见肘、举步维艰。相比之下，作为一个有着13亿多人口、地域辽阔、发展尚不均衡的国家，中国却实现了空前的社会稳定，基本实现了全民养老和医保，住房自有率和社会治安水平高于西方国家。这得益于中国通过自己的探索和实践，形成了基本符合中国国情的一整套社会制度安排，其最大特点是建立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形成以党政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为主要特征的社会治理模式。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中国社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充满了活力，但某些民粹主义和短视主义的趋势也在发展。好在中国的制度安排有利于从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出发来规范这些趋势，从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本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