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05月09日16:1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增强全面从严治党的系统性、创造性与实效性”学术研讨会现场(本网记者 查建国/摄)
5月6日,“增强全面从严治党的系统性、创造性与实效性”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会议由上海市党建创新研究基地、《中共中央党校学报》杂志社、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期党的工作作风与党群关系研究》课题组联合主办。来自全国高校、科研机构和党建系统的6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共同研讨“增强全面从严治党的系统性、创造性与实效性”这一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沈炜,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燕爽出席研讨会并作学术致辞,上海党建创新研究基地负责人与首席专家刘红凛教授主持开幕式,中央党校学报副主编刘学侠教授致欢迎辞并主持大会主旨发言。
沈炜表示,党建研究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他强调,在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之际,深刻总结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的成功经验,以新的认识指导新的实践,加强并不断增强全面从严治党的系统性、创造性、实效性的理论研究,是党建领域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也是继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迫切需求。
燕爽表示,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一系列重要思想,丰富了党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在新时期的继承、弘扬和发展,也是指导我们各项工作的指针和遵循。他强调,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成绩、产生的声势、积累的优势,可以进一步向社会各方面扩展,以党风促政风、带民风,树立良好社会风气。
不同领域学者共议全面从严治党
整个研讨会紧紧围绕会议主题、结合全面从严治党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深入讨论。会议研讨共分为四个单元,即主旨发言、主题发言、专题发言与论文作者发言:
主旨发言阶段由中央党校学报副主编刘学侠教授主持。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景跃进教授以“政治学视野中的中国共产党”为题,山东省委党校巡视员、《理论学刊》主编孙占元教授以“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与实践创新”为题,上海党建创新研究基地与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新时期党的工作作风与党群关系研究》负责人与首席专家刘红凛教授以“综合性、系统性与时效性:比较视野中的政党治理与全面从严治党”为题,分别作主旨发言。全国党建研究会顾问、原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卢先福教授作点评。
主题发言阶段由上海市委党校科研处处长周敬青教授主持。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原校委委员、党建部主任姚桓教授以“关于提高从严治党系统性、创造性、实效性的几点思考”为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唐亚林教授以“党兴国体制:一个关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分析框架”为题,上海市委党校党史党建部主任刘宗洪教授以“关于党内政治生活时代性的若干思考为题”,分别作主题发言;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校委委员刘靖北教授、《探索》主编王骏教授作点评。
专题发言阶段由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校委委员刘靖北教授主持。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丁晓强教授以“民主集中制与群众路线”为题,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科研处处长周敬青教授以“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党内法规规范及执行机制思考”为题,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王世谊教授以“增强全面从严治党系统性创造性实效性 永葆党的生机活力”为题,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主任贾锡萍教授以“基层党建述职评议不能搞成一场‘秀’”为题,中共杭州市委党校萧山区分校常务副校长斯国新研究员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科学内涵与实现路径”为题,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党史党建部吴海红教授以“十八大以来反腐何以见效”为题,分别作专题发言。清华大学教授景跃进与《南京政治学院学报》副主编张明之教授作点评。
论文作者发言阶段由华东政法大学李卫华教授主持。华东师范大学王可园副研究员以“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为题,西北大学朱家栋博士以 “全面从严治党下延安时期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有益借鉴” 为题,中共上海市委党校袁超博士以“后备干部与当代中国的精英转换”为题,南京大学博士生贠栋以“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沟通的经验与启迪”为题,江西师范大学博士生王伟以“中共党纪制度的历史变迁与经验启示”为题等分别发言。姚桓教授与《中共中央党校学报》编辑部副主任于朝霞作点评。
大党建格局中的全面从严治党研究
刘红凛认为,要深化对全面从严治党的认识,必须在世界政党治理比较中弄清三个基本问题:一是“政党是什么”,是把政党视为“社会组织”、“国家权力机关”还是“实现国家与社会联动的组织机制”。二是全面从严治党的系统性的三层意蕴:即党的建设的基本格局与内在逻辑、微观格局与内在逻辑、宏观格局与内在逻辑。三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时效性,主要涉及时代性、实效性、创新性三个方面的意蕴;要增强全面从严治党的创造性,必须坚持从严治党、科学治党与党内民主的有机统一,按执政党建设规律从严治党,注重发挥党员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必须推进党建责任制、问责制与监督制的“三联动”,有效运用科学的党建理念、党建模式、党建方式来开展党建工作;更要不忘初心,坚持党建工作效率、政治效应与社会效应的统一,用政治效应与社会效应来检验党建工作效应。这要求各级党组织与党员干部既要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工作来完成,更要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事关党的领导、事关民心向背的伟大事业,用心去思考、用情去工作!
卢先福指出,增强全面从严治党的系统性、创造性与时效性需要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努力。在理论层面,需要认真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建方面的新创造、新成就、新经验,需要研究世情国情党情的不断变化对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需要分析当前党建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深化对全面从严治党规律的研究,由此来进一步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建理论体系。在实践层面,需做到五大方面:一是树立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意识;二是切实强化管党治党的责任;三是坚持问题导向,在解决突出问题上下功夫;四是坚持治标与治本的统一;五是坚持继承与创新的统一。
姚桓认为,增强全面从严治党的系统性要从完善国家治理、市场秩序的视角出发以思考如何实现“活市场、强政府、大党建”的目标。增强全面从严治党的实效性应做到,一要通过分析“路线是否正确”、“健康力量是否在党内占优势”以及“自身态度是否坚决”这三大条件来坚定从严治党实效性的信心;二要凭借目标与功能的科学定位来落实实效性;三要凭借改善干部选拔与党内学习来强化党员干部的政治忠诚,以防止、克服“两面人现象”;四要规范、保证干部的工作职权和正当利益,克服特权,跨越“葛兰西陷阱”;五要结合行业特点纠正不正之风,慎重对待利益问题,防止逆向的“帕累托改变”,巩固从严治党的群众基础;六要以流动党员的组织化和党建工作标准化为着力点,把从严治党延伸到基层。
政治学视野下的中国共产党研究
景跃进从政治学研究的转型分化、研究议题的重置(内部视角与外部视角)以及话语建构的策略等方面探讨了政治学视野中的中国共产党研究。他认为,近年来学界逐渐形成一个共识,即任何学科要想解释清楚中国故事,都必须充分研究中国共产党。从政治学研究的视野出发,这意味着过去的一些理论范式亟待转型。西方政治学一度热衷于用“转型范式”、“威权弹性”等理论来解释中国,但这早已不足以解释中国故事,中国学者需要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体制与政治过程进行重新思考,研究议题也需进行重新设置。从内部视角看,如何将“党”置于政治学研究的中心,如何确定党在中国政治中的结构性位置,将会影响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和以后的学科发展方向。从外部视角看,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我们应该在普遍性中强调特殊性,并从中认识我们的比较优势和比较缺陷,从而建构能够真正讲清楚中国故事的话语体系。
唐亚林从如何更好地解释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政治结构与过程出发,尝试提出“党兴国体制”的分析框架。他强调,“党兴国体制”是一个复合型理论,是作为主体理性的执政党坚持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的原则,将当今中国的发展置放于全球化国家利益竞争时代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背景而作出的综合性战略建构,即将当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置身于一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并建构集政治民主、经济繁荣、社会和谐、文化昌盛、生态优良与国家统一六大战略目标于一体的“复合型战略”格局。
党建微观格局中的全面从严治党研究
孙占元从长时段的党史、国史出发,重点分析了全面从严治党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他认为,十八大以来的实践总结出一个基本结论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的是把党建设好。搞党建必须抓好中心工作,思想建党要放在首位。四大危险第一个就是精神懈怠的危险,即抓党建要着眼于思想建设。十八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把全面从严治党聚焦到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监督这一重要发力点,同样强调思想政治建设是首位的,这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周期率问题。那么,全面从严治党如何“从严”?重点要聚焦六个方面:思想从严、管党从严、执纪从严、治吏从严、作风从严、反腐从严。
刘宗洪认为,全面从严治党最重要是讲时代性,要着重理解党内政治生活的时代性要求:第一,政治任务不同,要注意党内批评的可行性;第二,党内政治生活的环境不同,要注意党内教育的有效性;第三,党员成分复杂性,要注意精神动力的激励;第四,党员地位不同,要注意党内团结的艰巨性。
丁晓强以“群众路线与民主集中制”为主题,讨论了二者与从严治党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按照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但却进行了很大创新,其根本就是将群众路线纳入其中。新形势下的全面从严治党是从党的群众路线开始的,这意味着群众路线即是“从严”的逻辑起点。
周敬青认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实效性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主体责任的落实,责任制、监督制、问责制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三把利剑,“理清责任、责任执行的监督、监督后进行问责”是从严治党中最重要的三个方面。厘清现行党内法规中关于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有关规定是落实主体责任的制度前提,进一步须建立党内法规落实到各个地方的主体责任具体清单,并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机制。
吴海红从反腐倡廉建设的角度讨论全面从严治党的实效性。她认为,反腐败压倒性态势的形成主要源于党反腐败的坚定政治决心、腐败“零容忍”标准的建立、党内异体监督日趋完善、严明的党纪和党内制度群建设。(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李玉 查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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