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照搬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是行不通的【2】

西方主流理论难以解释成功经济体的发展实践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更是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所无法解释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不同于苏东国家采取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激进式“休克疗法”，中国不搞全盘私有化，不搞缺乏政府宏观调控的过度市场化，不搞没有资本账户管制的盲目自由化，形成并坚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就在于中国从实际出发，找到了一条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道路，形成了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在持续深化改革中不断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实现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回首30多年，正是当时被西方主流经济理论认为是完全行不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目标和路径，使得中国实现了经济稳定快速发展。

中国道路的成功秘诀，就在于打破新自由主义所谓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神话，在坚持发挥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妥善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一个新突破，也是中国道路、中国方案对构建真正属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济学的重大贡献。

发展中国家转型和发展现象需要新解释

为何中国发展如此成功，有些国家却发展缓慢甚至出现倒退？依据笔者多年的经验观察，认为关键之处在于发展中国家在转型和发展中不能照搬西方主流理论，而要用适合自己的理论解释和指导实践。

在发展中国家，通常是资本比较稀缺，但劳动力与自然资源相对丰富，因而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就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资源密集型产业。在发达国家，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资源相对短缺，更有利于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中国家要提高收入水平，应当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发展各种产业，从而最大地创造剩余和最快地进行资本积累，以改善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本国经济发展水平。

产业的发展与转型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安排。法律、金融等制度安排，必须和产业发展的结构、规模和风险特性相适应，才有可能发挥比较优势，从而形成国家竞争优势。因此，发展中国家若要使其比较优势转变为竞争优势，除了发挥要素生产成本的优势外，必须降低交易成本。这就需要根据各种产业的资本需求量和风险，以及规模经济和市场范围的特性，为其发展提供相适应的金融、法律和基础设施。按照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能够最大地创造剩余和最快地积累资本，但前提是存在能够准确反映各种要素相对稀缺性的“有效市场”，以及使制度环境和基础设施能够随着资本的积累、比较优势的变化和产业的升级进行相应完善的“有为政府”。建立“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并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经济健康发展和成功转型的制度前提。

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指导发展中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在结构主义倡导的进口替代赶超战略下，发展中国家政府要优先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但这不符合发展中国家资本相对短缺的现实。因而，此类产业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企业家不会自发投资，只有依靠政府给予各种保护补贴才能发展。这样的发展不具有可持续性，必然走向失败。新自由主义的失败则在于对政府失灵的原因缺乏正确的认识，用“看不见的手”片面否定以致取消“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发展中国家存在于市场中的各种扭曲，实际上是因政府保护赶超战略下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而出现的。由于受保护的大企业通常是国民经济和国防安全的基础，如果取消所有保护补贴，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必将倒闭，引发大量的失业和社会政治动荡。为避免社会动荡和国防安全的需要，转型中国家的政府在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改革中，取消了原有的保护补贴之后，又引进各种新的、隐蔽的保护补贴，其效率往往比原来的保护补贴更低。

违背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渐进式、双轨制改革为什么会成功？主要是因为：这一改革方式对原来优先发展的缺乏自生能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部门给予转型期保护，有效维护了经济和社会稳定；同时，政府放开原先受到抑制的、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部门的准入，并因势利导促其发展，使经济得以保持可持续增长。而符合比较优势部门的快速增长积累了资本，使原先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获得自生能力，转型期的各种保护补贴随之减少直至取消。比较优势部门的发展还创造了大量的就业，使得一些并非国防安全和民生所必须、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破产后失业人员再就业成为可能，避免了社会动荡，为经济转型赢得了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摘自《求是》2016年第20期)

来源：《红旗文摘》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