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23日08:45 来源：光明日报
【圆桌对话】
主持人 记者 张雁
嘉宾
昆山杜克大学环境研究中心主任 张俊杰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王 克
国家气候战略中心信息与培训部副主任 张志强
碳排放权交易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常务副主任 孙永平
编者按
《巴黎协定》的快速生效，再次表明气候变化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具共识的议题之一，没有国家可以置身事外，也没有国家可以独立应对。习近平主席在巴黎气候大会上提出，我们要创造一个各尽所能、合作共赢、奉行法治、公平正义、包容互鉴、共同发展的未来，全面阐释了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为《巴黎协定》的达成发挥了引领性作用。中国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行动者，希望通过签署《巴黎协定》，完成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为中国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和内生动力，加速推动发展方式和能源结构转型。11月7日至18日，第22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摩洛哥马拉喀什举行。在大会召开之后，本刊特约张俊杰、王克、张志强和孙永平四位学者就这一主题展开对话。
《巴黎协定》延续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原则，较好地实现了“自下向上”与“自上向下”模式的平衡
主持人：11月4日，《巴黎协定》达到生效所需的双55门槛，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多边国际条约生效的最快纪录，标志着全球气候治理进入新阶段。《巴黎协定》相比于既有的协议，坚持了哪些基本原则？取得了哪些新突破？中国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引领作用？
王克：《巴黎协定》的新突破主要包括三点，一是提出了长期目标；二是建立了一个混合机制，较好地平衡了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自上向下”和“自下向上”两种目标管理模式；三是通过周期性“全球盘点”形成动态评估机制，以推动各国提高“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的力度，趋近长期目标。
长期目标主要包括：加强对气候变化威胁的全球应对；把升温控制在2℃之内，并为1.5℃目标努力；尽快达到排放峰值，并在21世纪下半叶实现净零排放。
1997年达成的《京都议定书》就是典型的“自上而下”模式，即发达国家整体确定一个减排目标，再将该目标分解至各个国家。这种模式理论上具有很强的减排力度和约束力，但在没有超主权的国际强制力的情况下，事实上陷入了僵局，得不到落实。作为“自下向上”管理模式标志的“国家自主贡献”，强调各国依据本国国情自主提出目标，解决了政治上的可接受性与可操作性，为大多数缔约方所接受，找到了破解气候谈判僵局的一个有效方式。但在此模式下，各国都担心搭便车现象，在承诺时都留有余力，因此国际社会的整体目标又面临力度不足的问题。
《巴黎协定》的创新就在于较好地处理好了“自下向上”与“自上向下”模式的平衡。从《巴黎协定》签约及生效过程看，这种混合模式提供了足够的灵活性，使各国能够广泛参与。当然，全球气候谈判本质上是决定国际减排责任的分摊，在分担过程中，如何体现公平性是一个重要的考虑。
张志强：本届大会的主要任务是落实《巴黎协定》规定的各项任务，督促各国落实2020年前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特别是发达国家提出的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的资金承诺，落实各个国家自主贡献的执行情况。
11月4日，《巴黎协定》正式生效，表明绿色低碳发展渐成全球潮流，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国际共识。但也要看到，在本次大会召开之际，国际社会风云变幻，诸多不确定因素为全球气候变化行动增加了变数。在此情形下，中国政府明确自己的立场观点，在大会召开之前，向国内外报告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行动和成效。在国际上积极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谈判进程，维护《公约》的原则和框架。
孙永平：《公约》是迄今为止针对气候变化最根本的国际法律文件，是全球最具普遍性的多边公约之一，被称为“气候宪法”，为国际社会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基本框架和法律基础。《公约》为国际气候谈判确立了五个基本原则：“共同但有区别”原则、各自能力原则、预防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和国际合作原则。
《巴黎协定》在前言部分开宗明义表明遵循《公约》原则，并明确指出“本协定的执行将按照不同的国情，体现公平以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在关于国家自主贡献的规定和关于长期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战略中，都明确指出应考虑和反映“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后续关于减缓、适应、资金、技术、能力建设和透明度的条款中，都不同程度反映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区分。由此可见，《巴黎协定》延续了《公约》的原则，并在《公约》原则的指导下，对全球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与合作进行了规定，这为需要广泛参与的全球气候治理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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