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S.A.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奖看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倾向性【2】

在这方面，苏联几个获得诺奖的例子更具说服力。苏联共5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除了肖洛霍夫得到苏联官方认可（但也被斯大林指出有严重错误）外，其他4位都成为意识形态斗争工具。蒲宁是第一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俄罗斯作家，但蒲宁在苏联却是一个“在政治思想上堕落到腐朽的君主主义立场上的反动家伙、白俄分子”，并于1920年流亡法国。苏联对蒲宁获奖定调为：“1933年授予蒲宁诺贝尔奖，同样无助于这位作家的名字在他的祖国传扬，因为这种做法显然是别有用心的，带有政治色彩的。至于蒲宁作品的艺术价值，在此不过是个借口而已。”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以《日瓦戈医生》获得诺贝尔奖，但苏联将帕斯捷尔纳克评价为“社会主义的污蔑者和苏联人民的诽谤者”。1965年肖洛霍夫获奖，这与当时苏联与西方稍加缓和的国际局势有关，也与苏共苏联当年大力推动有关。苏联官方当时这样评价：“瑞典文学院终于以公正的态度对待一位伟大的苏联作家的作品……”但是，肖氏《静静的顿河》第一部刚出版时，马上遭到了主流意识形态批判，到第四部出版时，争论更加激烈，甚至斯大林也指出小说有“非苏维埃倾向”，只因为肖氏有“过人聪明”的生存策略、“过人才华”的写作分寸，才使他远离国内政治斗争漩涡。索尔仁尼琴于1970年获得诺奖，但他在苏联一直受到批判，甚至于在获奖后即被传讯、逮捕、流放。1974年2月，苏联宣布剥夺索尔仁尼琴苏联国籍，并将其驱逐出境。但同年10月，美国参议院即授予其“美国荣誉公民”称号。1987年，加入美国国籍的苏联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同索尔仁尼琴一样，他也是被苏联当局当作“麻烦制造者”驱逐出境的。而早在1964年，布罗茨基曾被苏联法庭以“社会寄生虫”罪判处5年徒刑。可以说，随着苏联社会主义的建立，特别是自二战结束、世界分为两大阵营后，诺贝尔文学奖就越来越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推行其意识形态、搞和平演变的工具。法国哲学家、文学家让-保罗·萨特，干脆称诺贝尔奖为“西方集团的奖金”、“一种保留给西方作家和东方叛徒的荣誉”，并拒绝领取1964年颁发给他本人的诺奖。

除苏联作家外，诺贝尔文学奖有时还会“出于支持弱小民族反抗暴政的时局的考虑”，将其授予“对政府持不同政见的人”。比如1905年授予波兰作家显克微支，1923年授予爱尔兰诗人叶芝，1939年授予芬兰作家西兰帕。特别是自20世纪70年代之后，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后现代思潮的流行，诺奖的评审标准也更多地关注到文学中的种族、性别、殖民、文化等问题，诸如拉美国家的马尔克斯（诺奖评其为“抵制极权”）、略萨（诺奖评其为“反对独裁者”）等也进入了获奖名单。当然，自诺奖开奖以来所获奖励的110多位作家中，90%都是代表西方价值观的欧美作家。由此看来，诺奖所标榜的“最富想象之杰作”，并不是与政治毫无关系的单纯奖项，而是有着一贯的通体浸透着政治色彩的“傲慢和偏见”。透过诺奖评审可以体认到，价值观与政治体制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区分“敌”“我”的不二法则。当然，诺贝尔文学奖也会奖给个别看似与政治毫不相干的作者（比如智利女诗人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1945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以体现其民主开放性与包容性，但这种“民主开放与包容”已经是通过“内部排他机制”将不同价值观念排斥出去之后的民主开放与包容，其本质首要的就是通过政治手段确定其内部的一致性与排他性。而实际上，包括一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在内的不计其数的西方文学奖、电影奖、艺术奖等等，当他们以意识形态眼光扫描非西方世界时，他们所做的那些选择、甄别与定性的工作，就是告诉世界：什么样的作品符合他们的价值观标准，什么样的作品则必须被排斥。

三、如何跳出“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的怪圈？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如果‘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此语不啻醍醐灌顶，不知能否警醒那些“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的创作者！从我国新时期以来的文艺创作实践特别是新世纪以来诺贝尔奖（包括和平奖）开始光顾中国的现实来看，我们确实应该对此保持警醒并对文艺自身进行全面检视。

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长着一副中国面孔但已移居西方的高行健，有评论称，高不过是西方与中国在“价值与政治的‘领土争端’中一个无足轻重的符号”。1989年和2012年，诺贝尔和平奖明目张胆地分别发给了大搞民族分裂的“藏独”头目达赖和疯狂颠覆我国政府的在押犯刘晓波，甚至在刘晓波的获奖词里这样说：“这个奖，发给注定要给赤色中国带来麻烦的中国人……您的工作对于促进人民币按照美国人的利益升值以及政治体制改革非常重要”，使该奖项赤裸裸地沦为西方政击中国的政治工具。难道诺贝尔奖评委会看不到中国近些年来使几亿人口脱贫的巨大成就吗？难道看不到中国2015年宣布裁军30万人这么重大的国际和平诚意吗？如果诺奖真有什么公平正义的话，那和平奖项是不是该授予中国政府和中国领导人呢？由此可见其鲜明的政治导向。

应该看到，中国文艺自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来，文艺大师辈出，鸿篇巨制可观，为现当代中国人塑造民族精神、彰显民族自信、培育共同理想、凝聚共同力量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同时也要看到，不同时期的文艺创作总会呈现一些“历史的反动”，并被一些人鼓吹为文艺的“进步”。比如，一些文艺创作者常常置国家建设的巨大成就与国民精神正能量的发展方向于不顾，他们模仿西方文艺技法，创作符合西方人想象中的中国、中国人与中国文化。在他们的笔下和镜头下，中国的形象常被定格为破败落后的永恒场景，中国人的形象常被形塑为心智残缺、情感粗糙、行为丑陋的东方病夫，中国人的行为常被描摹为对性、暴力、污秽等充满病态畸恋的奇形怪象，中国大地简直成了人间地狱。他们的这些做法博得了他们“西方主子”的赞赏，名其为文艺的“进步”，还发给他们这样那样的奖项，使其成为在国内吹嘘的噱头。但于人民而言，哪里有丝毫进步可言？究其本质，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一针见血指出的：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胡编乱写，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等等。因此，我们对西方设置的文艺奖项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清醒，不能只顾领取奖项而出卖国格和国魂，更不能有意或无意间充当了西方的政治工具。

对诺贝尔文学奖，早在1988年，季羡林就以他对诺奖本质充分了解的睿智批评说：“我们国内有一些人特别迷信诺贝尔文学奖，迷信的劲头十分可笑。”迄今为止是否还有一些人在时刻做着迷信诺奖的梦而不愿醒来呢？20世纪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虽然已经终结，但新的冷战似乎时隐时现。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斗争。其中文化、文艺战线的斗争却是更为隐蔽、更加复杂。比如美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战略家们通过不断调整其国际文化战略和战术，在各方面精心策划，持续强化在各个领域的影响力和霸权地位。他们针对具体目标国，通过各种资本输送手段，打造并固化亲西方的利益集团和文化精英。美国国内设有奥斯卡（电影）、格莱美（音乐）、托尼（话剧与音乐剧）等国际奖项，由此确立了以美国为中心的文化艺术评奖标准，引导了相当多的国家和地区自觉地和不自觉地按这个标准进行文化艺术产品的创作与生产。如果从意识形态的政治视角而言，这些都不过是美国推行全球文化霸权的行径而已。

如何跳出“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的怪圈？最根本的还是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对中国作家艺术家而言，以人民为中心，把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作家艺术家的文艺之路就会越走越宽阔，越走越亮堂；否则，只能是越走越狭窄，越走越崩溃。中国的文艺家们头上顶着孕育中华优秀审美文化——天人合一思想的璀璨星空，脚下踩着创造中华文明5000年悠久历史的坚实大地，心中内化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与价值追求，理应将中国人民、中华大地、中华文明作为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讴歌之，赞誉之，维护之，庚续之，而非虚无之，丑化之，摒弃之，西化之。诚如列宁所言：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它必须在群众中间唤起艺术家，并使他们得到发展。文艺创作的目的本应是这样的：从根上来说不是为着获得某个奖去的，而是要锻造一个民族高贵的灵魂、坚贞的信仰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文艺与人民的关系、艺术家与人民的关系归根到底就是这样的关系：人民为艺术提供土壤和养料，使艺术家得到发展；艺术使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得到丰富和提高。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这就是共产党人一贯倡导的也是最为根本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