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一场经济危机【2】

“国退民进”

通过漕运的“国进民退”，刘晏成功地平抑了物价，而且是在没增加朝廷负担的情况下进行的，整个改革不增徭役、不加租庸，创造了奇迹，史书上说“人以为神”。但这样的改革只能算局部上的调节，还无法使国家完全摆脱经济困境，刘晏经过观察，发现盐政可以作为下一个突破口。

盐是古代百姓日常生活的必须品，对盐业实行专管专卖是历代的通常做法，之前唐朝盐政管理的模式是：盐户负责制盐，之后统一卖给官府，由官府负责运输、销售，收购和销售的价格都由官府制定。也就是说，官府承担了制盐以外的一切专卖事务，因而不得不设立大量机构负责这方面的经营，产生了大大小小的“盐业国企”，这些“国企”其实并不擅长做生意，在增加行政成本、滋生腐败的同时也降低了盐业运转的效率，盐价高昂不说，很多地方还经常面临缺盐的困扰，百姓常有“淡食之苦”。

刘晏改革了盐政管理模式，在运输和销售环节也引入商人参与，由“民制、官收、官运、官销”改为“民制、官收、商运、商销”，政府负责收购和批发两个环节，其余交给市场去运行，政府由此撤掉了大批盐官盐吏，只在重点产盐区设立盐场、盐监进行管理，把盐户组织起来建立了亭户制，进行严格管理。为保证盐政顺畅，改革后还专门设立了巡院，对盐务进行巡查和监管。
人员大为减少，监管却没有放松，但这并不是刘晏改革盐政的初衷，引入商人从事运输和销售，提高了效率，激发了市场的活力。在之前模式下，国家对盐业其实是不收税的，国家的收入来自专卖的利润，最多时每年约40万缗。改革后国家对盐商收税，用税收代替专卖收入，结果实际收入不降反升，新政实行的第一年国家在盐业方面的收入就增长到60万缗，第三年“所入逾十倍”，这些钱并不是通过提高盐价得来的，而是通过体制改革调动市场活力、增加供应、搞活流通产生的，由于改革措施得当，史称“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贵”“人无厌苦”。

仅盐业一项就使朝廷每年增加了数百万缗收入，朝廷的财政状况大为改善，每年的财政收入迅速提高到1300万缗左右，虽然较“开元盛世”仍相差较远，但财政危机基本解除了。

减税减赋

财政收入的增加为其他经济改革创造了余地，在刘晏主持下，朝廷又进行了其他领域的改革，使经济运行更为顺畅。

这些改革的核心在赋税方面，唐朝前期实行的是均田制基础上的租庸调制，基本内容是：丁男到18岁以上由国家向其授田百亩，其中20亩为永业田、80亩为口分田，死后还田；授田后每丁每年向国家交纳2石粟，称“租”，交纳2丈绢、3两绵，或2.5丈布、3斤麻，称“调”，服徭役20天，或按每天3尺绢、3.75尺布代役，称“庸”。

随着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大量贫苦农民失地逃亡，实际“纳税人”不断减少，相关负担其实转嫁给了未逃亡的农户，恶性循环，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已很难执行，在这种情况下朝廷改变了“按丁收税”的做法，实行按田和资产多少来收税，分别称“地税”和“户税”，唐代宗时又增加了“青苗钱”，按亩征收，每亩开始收10文，以后增加到15文。

沉重的税收，加上基层官员的横征暴敛，直接导致了农民的反抗，“安史之乱”后还爆发过多起农民起义。赋税太重、征收不科学虽然是一个严重的现实问题，但这件事涉及国本，没有足够的魄力不敢触碰，基于漕运、盐政等成功改革和皇帝的信任，刘晏果断地开启了赋税改革。

刘晏坚持“养民为先”和“富其国而不劳于民”的宗旨，普遍降低税负，还把纳税时间分为夏秋两季，解决农户的实际困难。对于工商户也制定了措施，减轻他们的负担，改革前被评为“上上户”的商户每年需交税4000文，改革后这笔税负逐渐减少，最后只收500文，标准降低了但商业却活跃了，商户大量增加，总体税收不降反升。

这就是刘晏被视为“理财高手”的原因，会理财不同于会敛财，敛来的财再多也都是不可持续的，只能加快失败和灭亡，刘晏理财的思路是先让商人富裕、让百姓收入增加，在此基础上实现国家财政收入的同步增长，因而是良性的和可持续的。一些具体的改革政策，比如“国进”还是“国退”、减税还是增税，这些都不搞一刀切，而视具体情况具体去对待。

唐朝渡过了“安史之乱”后的危险期，国祚又得以延续140多年，这与刘晏在关键时期所主持的这场成功改革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