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中的国际秩序变革【2】

国际秩序变革路径

国际秩序变化的基础是世界格局。在国际关系史上，几乎每一次世界格局重组都会导致国际秩序的变化。不过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格局重组几乎都是通过战争来实现的，与之相应的国际秩序变化基本上都是以维护战胜国利益为基调，强权政治充斥其中。

二战后世界格局演进至今都在和平地进行，与之相应，国际秩序基本上保持稳定。美苏冷战的进行与结束都未颠覆联合国秩序以及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多极化与非极化以及与两者密切相关的非西方化也没有改变西方强权秩序。目前，在国际秩序变革上的主要矛盾就是崛起的非西方国家与西方国家集团之间的矛盾。非西方国家要求重构国际经济秩序，同时弱化西方强权政治秩序，强化联合国秩序；而西方国家集团则试图维护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并强化西方强权政治秩序。西方国家之间在国际秩序问题上虽然有矛盾，比如欧盟就不认同美国打造以单极格局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秩序，但是总体上它们利益一致，有共同的诉求。而且西方国家都有同盟关系和比较成熟的合作机制，比较容易形成共同立场。相比之下，非西方国家则有明显的劣势。

从发展趋势看，世界格局的演进仍将和平地进行。像中国这样的崛起中大国明确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守成大国在主观上也准备接纳和平崛起的大国，尽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焦虑和不适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中国做出妥协，增加基金份额和投票权就展示了这种接纳的姿态。世界格局的和平演进为国际秩序的和平变革奠定了基础。近年来，国际秩序和平变革的苗头已经初步显现。非西方国家都表示要通过和平的博弈来推动国际秩序的不断改革，而一些西方国家从现实利益考量，也开始调整对外战略，以适应这种变革。英法德意等欧洲大国不顾美国的阻挠加入亚投行，就反映了这种动向。但是也要看到，西方大国在国际秩序问题上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它们团结一致应对非西方国家挑战的势头已经显现。西方七国集团峰会曾经发表关于中国南海问题的声明，就显示出这种倾向。虽然美日之外的五国同中国之间不存在地缘政治上的矛盾，在南海问题上也没有明显的利益诉求，但是它们还是愿意站到本集团成员一边，因为它们也属于守成大国之列。

国际秩序变革的前景如何？能否在和平变革的道路上继续前行？这取决于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这两股力量的博弈和战略选择。对非西方国家来说，在西方国家仍然居强势地位并力图维护现行秩序的情况下，不可能对现行秩序进行破旧立新式的变革，进而建立全新的秩序。可行的路径是通过同西方国家的合作并辅以必要的斗争来渐进地改革现行秩序，不断增大在国际秩序中的话语权并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有利于自己利益的方向或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对西方国家来说，应认识到国际格局的演进方向是不可逆转的，要想实现“和平地衰落”“体面地衰落”并尽可能长时间地维护其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也应当审时度势，顺应潮流，接受新兴大国“和平地崛起”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合理诉求。在国际秩序变革问题上，西方与非西方只有合作才能达到共赢，否则必定是双输。基辛格在谈世界秩序时称，在这个秩序下，“所有国家都需要合作，而不是对抗”。由此可以推论，在变革现行秩序上，所有国家也需要合作，而不是对抗。奥巴马政府虽然将维持美国所领导的国际秩序视为全球战略的重要目标，但是却将合作作为其实现目标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同大国的合作。这反映了西方大国理性务实的一面。但是，让西方大国降下身段同非西方国家平等合作，绝非易事，非西方国家对此应当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通过加强国际合作来推动国际秩序变革，已经成为世界主要战略力量形成共识的路径，尽管其间会充满着国家间的竞争，特别是大国之间的战略博弈。

国际秩序变革中的中国外交

中国在国际秩序变革上会更加积极作为。中国的宗旨是促使国际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更加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变革。落实到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以及安全秩序不同侧面，结合中国自身利益和外交战略布局，中国应采取不同的策略方针。

中国是国际格局演进中最为活跃的力量，也是国际秩序变革的积极推动者。中共十八大之后，面对国际格局的加速演进，中国领导人更加重视国际秩序问题，习近平在许多场合都论及国际秩序问题。综合起来，中国的国际秩序观主要包括：

第一，稳定的国际秩序符合中国的利益。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从这一点可以说，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受益者。

第二，充分肯定联合国秩序。习近平指出，联合国宪章“奠定了现代国际秩序的基石，确立了当代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内容和精神在可预见的未来依然适用，联合国秩序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
　　第三，中国将始终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习近平指出：“中国是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将继续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这也是“维护和巩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成果”。

第四，现行国际秩序有不公正不合理成分，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一道推动其变革。提出建立国际新秩序，表明中国领导人对现行国际秩序中的不公正不合理成分有清醒的认识。但是，中国并不是要对现行国际秩序进行革命式的颠覆，不是“破旧立新”，而是在现行秩序基础上进行和平的渐进的改革，使其越来越公正合理。而且，国际秩序变革不是某一国或少数国家的事情，而是需要整个国际社会特别是大国的共同努力。

第五，国际秩序变革具有长期性。和平的渐进的变革就意味着不可能是短期内能完成的事情。习近平在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阐述国际形势时强调，“要充分估计国际秩序之争的长期性，更要看到国际体系变革方向不会改变”。习近平将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联系到一起，揭示了国际秩序与国际体系之间的关系。在国际体系中，较为活跃的因素——国际格局——演进的方向是不会逆转的，所以国际体系变革的方向不会改变。但是，由于国际秩序是相对稳定的，所以国际秩序之争又具有长期性。

第六，新型国际关系是国际秩序变革的基础。国际秩序中存在不公正不合理成分，主要原因就在于现行国际关系还存在许多旧时代的因素，特别是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所以，推进国际秩序变革必须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紧密联系起来。新型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就是民主化、法制化和合理化。特别是法制化。习近平指出，“我们应该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在国际社会中，法律应该是共同的准绳”，“适用法律不能有双重标准”。

在提出一系列国际秩序变革主张的同时，中国也一直在进行变革国际秩序的实践，这主要体现在对中国外交战略布局的调整上。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将多边外交置于外交战略布局的重要位置上，与之相应，中国的多边外交日益活跃。不过，以往中国在开展多边外交时，更多地是将多边机制和活动作为发展同一些重要国家双边关系的舞台和机遇，即使是多边事务，中国也是主要着眼于维护安全和发展利益。十八大之后，情况有所不同。在2014年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在阐述中国外交战略布局中的多边外交时，习近平特别强调要“推动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改革，增加我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话语权”。从中可以洞见，推动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已经成为中国多边外交的重要内容。

总的来看，中国在国际秩序变革上会更加积极作为。中国的宗旨是促使国际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更加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变革。落实到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以及安全秩序不同侧面，结合中国自身利益和外交战略布局，中国应采取不同的策略方针。

在国际经济秩序方面，中国应积极参与现有的国际机制，谋求在其中提升地位，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积极进取，进行机制创新。在机制创新上，应当保持开放性，吸收西方国家参加，将新机制建设成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合作的平台，而不是对抗的堡垒。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二十国集团。它汇集了全球最重要的经济体，对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作用日益凸显。尤其是它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这两大群体中最有影响的国家集合到一起，共商全球大事，已经成为推进全球经济治理的一个重要机制，同时也是国际经济秩序变革的体现。中国在二十国集团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国际政治秩序方面，中国应积极推动联合国改革，把握改革大方向，增加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维护联合国的权威，提高联合国的效率。对可能出现的偏离正确方向的改革方案，中国应当立场鲜明地加以反对。此外，还需要将联合国改革与中国总体外交战略结合起来。

在国际安全秩序方面，中国应重点打造周边安全共同体和亚洲安全共同体，同时通过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来维护世界和平，实现共同安全，打造人类安全共同体。

总之，随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推进，中国在国际秩序变革中将更加积极有为，中国作为国际秩序维护者、建设者、贡献者的身份将越来越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