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共产党员的党性是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体现,也是中国人民优良品质和中华民族美德的体现。因此,每个共产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都应当讲党性,都必须自觉地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党性修养。
一、如何理解共产党人的党性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列宁曾对无产阶级政党中的党性问题作过较多的论述。人们在探讨党性问题时,最常引用的是他这样一段话:“严格的党性是阶级斗争高度发展的伴随现象和产物。反过来说,为了进行公开而广泛的阶级斗争,必须发展严格的党性。因此,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完全应该随时同非党性作斗争,坚持不懈地为建立一个原则坚定的、紧密团结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而努力。”(《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72页)列宁还说:“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做任何估计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在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63页)“党性是高度发展的阶级对立的结果和政治表现。”(《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3页)很显然,列宁所说的党性,主要是指政党的阶级性,强调无产阶级政党要代表本阶级的利益,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
从现有的文献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对党性作出明确定义的是刘少奇。1941年6月,他在《人的阶级性》这篇文章中,对何为“党性”作了阐释。他说: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使别人受痛苦”的基础上,是一切剥削者的共同特点。牺牲全人类或大多数人的幸福,把全人类或最大多数人民弄到饥寒交迫与被侮辱的地位,来造成个人或少数人们特殊的权利与特殊的享受,这就是一切剥削者的“高贵”“伟大”与“被人尊敬”的基础,一切剥削者的道德的基础。无产阶级与共产党人与此相反,是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使别人同享幸福”的基础上,是在努力于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与全人类的解放斗争中来解放自己,来消灭少数人的特殊权利。这是共产党人的高贵、伟大与被人尊敬的基础,也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基础。这就是阶级社会中人们各种不同的阶级特性。他强调:“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者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就是无产者本质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利益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共产党员的党性锻炼和修养,是党员本质的改造。”(《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24—225页)
1941年下半年,任弼时在《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一文中,对何为共产党员的党性作了这样的概括:“党性的范畴究竟包括些什么,究竟怎样才能锻炼出和培养成坚强的党性呢?就是说,为了增强党性,需要在哪些方面修养和锻炼自己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应该弄清几个基本前提:一、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利益就是共产党的利益。二、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阶级最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三、党性是以党员的思想意识、政治观点、言论行动来作标志,来测量的。”(《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1页)
刘少奇和任弼时在论述党性问题时,之所以强调共产党员的党性是“无产者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是“无产阶级最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由中国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所组成,所以,其党员应当具有高度的觉悟、良好的品德和优良的作风。工人阶级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与现代化大生产相联系,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工业化大生产培养了工人阶级的组织纪律性,养成了团结协作的集体主义精神,同时,由于工人阶级没有生产资料,造就工人阶级没有私有制观念。尽管不可能每个党员都是工人出身,但加入党的组织后就必须实现自身思想意识上的无产阶级化,即具有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是工人阶级阶级属性的升华,即将工人阶级与现代化大生产相联系所代表的先进生产力,升华为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坚信这种理想能够最终实现的坚定信念;将工人阶级现代化大生产所养成的团结协作精神和组织纪律性,升华为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自觉遵守党的纪律的意识;将工人阶级所具有的大公无私、集体主义的优秀品质,升华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先锋队性质,决定了党既是中国工人阶级、同时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集合体。这种先进性,不但要求每个共产党员应体现工人阶级的优点,也应体现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优点。每个共产党员应当自觉认同党的先进性、体现党的先进性、维护党的先进性。共产党员对党的先进性应具有的自觉意识,是对党的性质、党的宗旨、党的纪律的真正认同与自觉遵循,其外在表现是党员观察问题、处理问题所持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表现为党员的思想、工作、生活作风。共产党员不但应具有良好的个人品德修养,更应表现出坚定的党性修养。
二、共产党人讲党性的基本要求
从文献梳理的角度看,中共党史上党性一词的广泛使用是1941年开始的。这年1月发生的皖南事变,是抗日战争过程中国共关系问题上最严重的事件。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局势与对策,总结其中的历史教训。中共中央认为,皖南事变之所以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新四军主要负责人项英(副军长、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其所领导的党政军内部情况,很少向中央作报告,完全自成风气。对于中央的不尊重,三年中已发展至极不经(正)常的程度。”因此,“必须估计到游击战争环境,即在今后仍有可能产生如象张国焘或项英这类人物,因此加重了全党特别是军队中干部与党员的党性教育与党性学习,决不可轻视这个绝大的问题”。(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1页,第33—34页)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向全党提出加强党性教育的问题。
同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专门论述党性问题的文件。该决定列举了当时党内在党性问题上存在的各种表现,如在政治上自由行动,不请示中央或上级意见,不尊重中央及上级的决定;在组织上自成系统,自成局面,强调独立活动,反对集中领导,实行家长统制,只要下面服从纪律,而自己可以不遵守,多数人通过的决议可以不服从,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在干部政策上毫无原则,随便提拔,随便打击,甚至进行派别活动;在思想意识上,一切从个人出发,一切都表现个人,个人利益高于一切,自高自大,自命不凡,不实事求是地了解具体情况,不肯埋头苦干,不与群众真正密切联系等。文件指出,为了纠正上述违反党性的倾向,必须在党内更加强调全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更严格地检查一切决议决定之执行,坚决肃清阳奉阴违的两面性的现象;在全党加强纪律的教育,严格遵守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基本原则;运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实现对于广大党员的改造;每个党员领导干部都必须参加党的组织生活,虚心听取党员群众对于自己的批评,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
这个文件中共中央原本决定由任弼时同志负责起草,但当时任弼时同志正负责筹备党的七大,工作任务很重,后来改由王稼祥同志起草,但任弼时同志始终惦记着中央交给的任务,因而在1941年下半年撰写了前文提到的《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其中提出测量一个共产党员是否讲党性,有如下标志:第一,要深刻地认识和了解无产阶级的利益是党的最高利益,应该用无限的忠实性和坚定性为这个利益服务,并且要使得为党的利益服务的精神完全是出自于觉悟性、自动性和积极性。第二,理解和掌握马列主义,以及党的政策和策略,要灵活地、切乎实际地去运用马列主义。第三,与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无组织状态、独立主义、反集中的分散主义等违反党性的倾向作斗争,把个人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党的利益放得高于一切,为党的统一,为党的团结而斗争。第四,要遵守党的统一的纪律。第五,要与群众建立真正的密切的联系。(《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5页)
延安整风开启了党性教育的新途径。自延安整风以来,党的历届主要领导人都从不同的角度论述过党性问题,强调加强党性的重要性。毛泽东指出:“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他还说:“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一种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毛泽东认为,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一个共产党员讲党性的最基本要求。
在“文化大革命”中,党的建设遭到严重破坏,导致党内一些人严重违背党性,大搞派性。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时,邓小平一再强调,共产党人不能搞派性,而要讲党性。他指出:“我们现在对于人们的思想状况、政治状况比较清楚,能够看出来哪些人是拥护党的路线的,哪些人是不搞派性、讲党性的。党性也包括联系群众、艰苦朴素、实事求是等等。选干部,标准有好多条,主要是两条,一条是拥护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一条是讲党性,不搞派性。”(《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2页)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增强共产党员的党性锻炼,江泽民同志认为,要强调自觉地刻苦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模范,做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模范,做遵守纪律、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模范,做脚踏实地、勤奋工作、忠于职守的模范,做反对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发扬社会主义新风尚的模范。(《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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