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为邦本论述看中国古代民本思想
《尚书·五子之歌》中提出“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由此奠定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基石。西汉贾谊从总结秦亡的教训中提出了国以民为本的命题，他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管子说：“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孟子还提出了一个千古不朽的命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唐太宗李世民鉴于隋亡的历史教训，认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并说“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一言于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敢多言”。
为了得民心以使本固邦宁，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提出了“爱民则安，富民则强”的观点。荀子说：“故君人者，爱民而安。”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六韬·文韬国务》说：“善为国者，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己物。此爱民之道也。”孔子强调只有百姓富裕才能使国家富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为了富民养民，历代也在立法建制上予以保障。如保护自然生态平衡，使民获得良好的生存环境；田土均之，使民获得生产手段；轻徭薄赋，使民有可能进行扩大再生产。
从以上约略谈到的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几个方面，已经可以看出民本思想的内容是何等的丰富。中华民族的历史经历五千年而从未中断，中华文化的辉煌成就，都雄辩地证明了人民的伟大贡献。古圣先贤关于民本的思想论述许多是有现实意义的，值得认真总结。
从古代法治思维与法学著作看中华法文化价值
管子提出的“以法治国”，是法家思想最高的综合，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第一声法治呐喊。此后，法为“治国之具”便成为历代统治者的共识。无论是汉族的统一政权，还是少数民族的地方政权，立国之始都积极立法。北魏孝文帝“凡立法有疑义，亲临决之，后世称焉”。
在司法方面，法家主张援法断罪。至晋朝刘颂提出“律法断罪，皆当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论”。此义明确表达了罪刑法定的认识，是否已形成法律条文，由于《晋律》已佚，不得而知。但从北周和唐朝关于律法断罪的法律规定中，可以推测晋律已将刘颂的建议法律化了。特别是《唐律疏议》的“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被此后历代传承，是中国古代的罪刑法定原则。它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的罪刑法定主义基本原则是一致的，但却早于西方一千多年。
在法治思想的影响下，也产生了具有特殊形式和特殊发展规律的法学。中国古代典籍中没有近代意义上的“法学”一词，但不能就此否定中国古代特有的“法学”的存在。中国古代法学可以分为先秦和秦汉以后两个时期。
先秦时期的法学出自诸子百家，多为抽象地论述法律，类似于今天的“法理学”或“法哲学”，如“以私害法，其乱甚于无法”。慎到说：“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今立法而行私，是私与法争，其乱甚于无法。”“法之不行，自上犯之。”此语出自商鞅，他在变法时受到以太子为首的旧贵族的抵制，有感而发。在专制制度下，法之行与不行只能取决于上。吏民知法，互不相侵。商鞅说：“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也。”“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此语出自韩非，是他从春秋以来诸国的兴衰中得出的结论。
秦汉以后中国古代法学进入注释法学时期，《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法律答问》就是官定的释律之作。由于秦实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政策，所以只有官方释律而无私家注律。两汉法律儒家化的潮流，使得经学大儒开始注律，并得到官府的认可，出现了聚徒讲授、子孙世守其业的现象，达到了律学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高峰。
汉以后魏晋律学家也多为经学大师，律学虽仍为经学的附庸，但已出现“科学注律”的倾向。
唐朝注律由官府执掌，《唐律》的“疏议”就是官方注律的主要成果。它在推原律义、考镜源流、实例释律方面，都进行了言简意赅的阐释，成为后世注律的典范，是律学史上的第二次高峰。
宋朝律学重点在司法实践，出现了《名公书判清明集》、《棠阴比事》、《折狱龟鉴》、《洗冤集录》等律学著作，是宋代应用律学的代表。
明清时期出于加强司法的需要和弥补官吏法律知识的阙如，允许私家注律，出现了众多有影响的律学家。如，王樵、王肯堂父子，雷梦麟，沈之奇，王明德，吴坛，黄六鸿，汪辉祖，薛允升，沈家本等人，其写作的风格和门类各有千秋。
以清律学为例，第一，是司法应用类律学。其代表作为王明德所著《读律佩觿》，其他如《例案全集》、《刑案汇览》、《学案初模》、《驳案新编》、《洗冤录详义》等。第二，是辑注、考证类律学。辑注类以沈之奇《大清律辑注》为代表，考证类以吴坛《大清律例通考》为代表。第三，是通俗类律学。以蔡逢年、蔡嵩年兄弟所撰《律例便览》为代表，此外还有《明法指掌》、《大清律例歌诀》等。第四，是律例比较类律学。其代表作为薛允升的《唐明律合编》。第五，是判牍类。主要如《徐公谳词》、《樊山判牍》、《吴中判牍》等。第六，是学治类律学。代表作为黄六鸿撰《福惠全书》，此书备受为官者推崇。
清朝注律官私并举，队伍庞大，而且门类齐全，群书竞献，绵延近二百年之久，是律学史上的第三次高峰。律学著作因着眼于司法实际的需要，因此其理论与思想的深度不如先秦的古典法学。但因所注释的律文多为刑法典，因此注释中也表达了刑法学、司法学甚至历史法学方面的学术见解。
总括上述可见，中华法制文明是早熟的，中华法文化的底蕴是深厚的，在治国理政上的经验是丰富的，显示了中华民族先哲们高超的政治智慧与理性的法律思维。我们要从这座宏伟的智库中继承宝贵的遗产，为拓展自主创新的法治之路服务。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摘自2016年1月21日、26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来源：《红旗文摘》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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