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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不论是曾经作为亚洲经济增长之火车头的日本（亚洲雁型分工体系的领头雁），还是其他跟随其后的亚洲国家，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瓶颈就在于缺乏具有生产性的企业家精神。亚洲要想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就必须激活企业家精神，并激励企业家积极开展生产性的创新活动；改革现有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变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为市场主导的经济增长。
【关键词】亚洲经济 企业家精神 裙带资本主义 【中图分类号】F13/17 【文献标识码】A
亚洲追赶型发展战略的瓶颈在于企业家精神缺乏
亚洲的经济增长源于1860年代日本的明治维新。之所以首先发生在日本，就是因为日本是亚洲第一个主动选择对外开放与对内改革的国家。但是，日本经济增长给亚洲地区带来的溢出效应则是负的。其根源在于日本的工业化进程是与帝国同行的，由于贸易和武力并用，从而给周边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负面效应。也正是因为日本的工业化进程采用了帝国扩张的方法，政府在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中一直扮演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从而使得日本的经济增长留下了深深的政府主导的烙印。
继日本之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大致花了100多年的时间，才摆脱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统治，开始走上从传统的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之路。由于工业化发展的时间滞后，几乎所有亚洲国家都选择了追赶型的发展战略。所谓追赶型的发展战略，就是先从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做起，暂不顾及其他。比如最为重要的文化创新和制度创新就会被置于一边。但是，就像历史已经证明的那样，假如仅有技术追赶，而没有文化与制度创新，那么就只会有两种结果：第一种，即使追赶成功，进入技术前沿，也不能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其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日本是个在赶超经济方面做得非常成功的国家，但是当它进入技术前沿时便停止前进了，原因就在于，日本虽有一套包含技术模仿和高投资的经济赶超体系，但日本这个经济体系没有企业家创新。第二种，追赶不成功，不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仍然处在发展中。除日本之外，大部分其他亚洲国家都没有能够超越日本的追赶水平，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受到了传统文化与制度的约束，从而使得企业家精神无法生成。因此，不论是曾经作为亚洲经济增长之火车头的日本（亚洲雁型分工体系的领头雁），还是其他跟随其后的亚洲国家，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瓶颈就在于缺乏具有生产性的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精神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无论怎么强调也不会过分，企业家与传统阶层的最为重要的区别就在于：传统阶层以对存量财富的占有为荣；而企业家则以创造新的流量财富为己任。正是这种区别导致了传统农耕文明的停滞和现代工业文明时代经济的高速增长。
哪些因素阻碍了企业家精神在亚洲国家的兴起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阻碍了企业家精神在亚洲国家的兴起呢？如果做个国际比较，就不难发现，在任何特定时期的任何特定社会中，企业家创新活动的作用和方向都严重依赖于现行制度的安排。这里所说的制度从广义上来讲，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精神层面的，如社会的习俗、价值取向、道德标准、特别是作为国民意志力的宗教信仰等；另一类是执行层面的制度设计。从这样两个角度去观察，我们就不难发现，亚洲国家之所以缺乏企业家精神，既与精神上受到传统文化的压制有关，也与政治或者经济制度上受到政府的压制有关。
从文化上讲，影响人们精神世界最为重要的因素当然是宗教信仰。尽管亚洲国家的宗教是多元的，有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还有中国的儒教和日本的武士道，但是，所有这些产生于农耕社会的、具有原教旨主义性质的宗教信仰或者神道崇拜等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鄙视创造财富的商业活动，并在教义或者说教中极其明确地指责商业利润为可耻的掠夺，从事商业活动的人为有罪之人或格调低下的小人，从而加以公开谴责或者明令禁止。这就从根本上压制了企业家精神和社会生产与交易方式的创新。
戴维·兰德斯和威廉·鲍莫尔等人通过对企业家精神的历史研究，得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在现代以前，那些处于生产性发明大繁荣时期的最具创造力的社会，在将这些发明用于实践时通常都表现的很糟糕。从古希腊到古罗马，再到唐宋时期的中国，以及莫卧儿时期的印度，发明者在应用他们的发明时都表现得非常之平庸，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就在于发明得不到应有的报酬。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源在于控制着国家机器的统治者不能接受这样的后果。毫无疑问，要想让发明者得到其应有的报酬，就必须导入市场机制，而市场与传统的掠夺性国家是无法兼容的。因此，在前现代社会，控制着国家机器的权贵是不会容忍市场力量来挑战自己的威权的。当然，在前现代社会也有不少的发明创造被统治者所接纳，比如那些与军事用途有关的发明就会被统治阶层所接受，原因就在于这样的发明可以强化其统治力。
进入现代社会后，亚洲国家的发明创造并没有太大的改观，原因就在于市场力量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张扬。从政治和经济制度上来讲，亚洲国家大都走上了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之路，其制度选择无非是以下两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或者是裙带资本主义体制。在这两种制度下，都不会有企业家精神的发展空间。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几乎不存在企业家活动的舞台；在裙带资本主义制度下，企业家精神被导向非生产性的发展方向，比如寻租和行贿，所有这些时常会给经济增长和繁荣带来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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