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4日，习近平同志在考察北京大学时强调：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没有特色，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是不可能办成功的。这里可以套用一句话，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总书记的这段话，点出了当代中国高等教育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我们为谁办大学、办什么样的大学？
办学方式与目标的偏差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可以说是多种模式的交错和并存，主要包括苏联模式、延安模式、美国模式等等。分布格局、学科专业设置、资源配置方式、行政化的教育管理体制基本受苏联模式影响，这种模式有强烈的专业教育意识，同时强调高等教育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作用，强调政府对高等教育高度集中领导和刚性管理，强调以计划模式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调节机制；延安模式从本质上而言是以政治论为中心的教育模式，在当前高等教育的学制、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教学计划、教学内容、教学组织、教学方法等许多方面，基本延续了延安模式；改革开放后，美国模式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最为深刻，现在我们谈及的现代大学制度、大学办学自主权、大学科研—教学—服务功能的完善、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等议题，都来源于美国。因而出现了不同模式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不同的组合要素在高等教育的高速发展中纵横交错。
中国高等教育法明确指出：“高等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成为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当代中国高等教育办学目标在于建成有中国特色的大学，建设一流的“中国的北大”“中国的清华”而不是“中国的哈佛”，其根本就是在于要培养符合社会主义价值取向、适应中国国情、能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人才。
但是，我们现行的高等教育实践，一定程度上背离了这种价值期望。正如有学者（北大教授陈平原）所言：“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潮流中，‘西化’最为彻底的，当推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学办学理念、办学模式、培养体系、治理创新都受到美国经验的影响。
在办学理念的实践上，中国大学至今尚未有深入和全面的思考。我们说建“世界一流”大学，更多的是考虑到大学的外在形态，包括办学条件、办学经费、科研成果、师资力量等等，而未真正去思量世界一流的精神内核。哈佛、麻省理工之所以是世界一流，最根本的是他们培养的人才为其社会和国家贡献了一流的价值，而这种价值必然是符合一个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观，也就是说，“一流”的内核是扎根于国情、扎根于国家的价值体系的。这个思考，我们是缺失的。
其次在大学内部治理的实践上，我们多年来一直高呼“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所谓的现代，更多的是以美国模式为标本。但是，我们喜欢支离破碎地、断章取义地去学习和模仿，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科研不行，看看别人的科研怎么搞；课程设置不行，看看别人的课程设置怎么搞，甚至干脆用上全英文的教材。我们必须看到，成熟的国家教育体系是系统性的、是与社会意识形态、经济形态协同发展的。教育的问题不仅仅是教育界的问题，它更是政治的问题、经济的问题。如果脱离了这种系统论的思维，中国高等教育在西方教育的带领下亦步亦趋，模仿或照搬，而不将先进经验与本土国情将结合，此种“国际化”，只会是学得越多，出现的不协调越多。
中国高校目前的价值判断标准具体化为评价体系。评价体系是社会组织和个人活动的指挥棒，其本质就是一个价值体系的导向。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上至教育部的资源配置评价、下至学校的人事绩效评价，对大学学术水平的评价基本都是采用国外的工具，从SCIEI到现在的ESI，甚至直接采用国外的大学排名工具，而中国用人评价也将“海外背景”作为选拔高层次人才的首要条件。多年前学者就指出，中国的学术是“两头在外”——用大量的科研经费购买国外仪器设备，再花大量的版面费把文章发表在国外期刊，现在还要加上，把花费大量教育经费培养的青年人才送到发达国家，美其名曰镀金，实则是学术打工；然后又花费重金和优惠待遇引进这些人才，委以建设重任。中国高等教育的评价体制透露出大学的不自信，在如此扭曲的评价体系下，适应国家时代发展需要、彰显民族精神和民主特色的大学应当扎根于哪里？文化自信和学术话语权如何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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