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处理结果挂钩考绩
“电视问政”如此麻辣犀利，经常让在场官员难堪，他们最终为何能愿意出镜接受提问呢？对于这一问题，部分“电视问政”栏目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如果单凭电视台一家之力确实很难推动问题的解决、甚至请相关领导干部到场说明。因此，有关部门尤其是地方主要领导班子的支持才是“电视问政”具有威慑力、强制力的重要保障。
例如海口市的“亮剑”就由海口市纪委监察局主办、海口广播电视台协办，他们对拟上节目的问题都一一严格筛选和把控，突出反映普遍性问题。在问题曝光后，海口市纪委第一时间督促协调各相关单位认真调查处理，并启动追责程序。
而在温州，“电视问政”中曝光问题的整改情况直接与各单位领导干部与工作人员的考绩挂钩。“‘问政’的目标是最终解决问题，所以温州市考绩办（市委市政府督查室）、温州市纪委监察局与电视台联合建立跟踪督办制度，督促问题的及时解决。”
温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副总监吴晓表示，每期“电视问政”播出后，第二天各相关单位就会收到温州市考绩办发给他们的“督办通知书”，要求其限期整改，并及时反映整改情况。如果整改不到位，将在全年的考绩分数中进行扣分处理，而这个考绩分数是每个单位全年工作业绩的体现，直接关系职工奖金和领导干部的升迁，因而受到各单位的重视。
不过，除了有关部门的强力支持，记者们辛勤甚至是冒险取证也是带来“确凿证据”、反映真问题的重要方式。有电视台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比如当地在调查一家非法屠宰场将屠宰后的牛肉运入农贸市场时，佯装在厂房外钓鱼的拍摄者多次遭遇屠宰场保安的盘问、盯梢，场面有些惊险。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不断反思完善问政形式
“‘电视问政’，首先是一个公众参与平台，便于领导干部与公众之间进行对话和沟通，从而推动问题解决；另一方面，这也是公众行使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权的一种形式。”谈及对“电视问政”的看法，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法律系副主任郑宁这样表示。
公民的监督，带来的是领导干部作风的变迁。一位多次参加问政的武汉市某部门负责人坦言，以前是上级领导提要求，我来实施，干得好不好领导说了算。“现在，是群众提要求，我来实施，领导和群众共同监督。工作的出发点是群众需要什么，落脚点是百姓满不满意。”
不过，对于这种监督形式，许多专家也提及了它现存的问题。他们认为，“电视问政”作为一种新型的问政手段，亟待完善配套制度。只有解决现有问题，“电视问政”才能发挥更好的功效。
比如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表示，领导干部的停职、免职，应该按照组织程序等相关规定处理。“近年来，不少领导在现场办公、电视节目等场合当场拍板，作出停职、免职的决定。即使领导干部确实有问题，而且问题很严重，但这种做法并不不合适。”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支振锋建议，对于已经开展“电视问政”的地方，可以由地方人大出台地方法规，使“电视问政”规范化，同时需要地方党委提供制度上的支持，“但必须在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框架内”。
实际上，电视问政在逐步完善的过程中，正从一档电视节目演变为问责、考核干部的平台，再到城市综合治理平台，不断创新形式，提高实效。作为城市的一员，不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市民，都需要思考怎样呵护自己所在的城市，让城市的生活更美好。
“电视问政是一个政府与民众共同治理城市的平台。在关注官员是否履职的同时，市民也应该反思自身行为，有没有为城市作出贡献。”武汉市纪委书记车延高表示，电视问政不仅唤醒了官员的责任心，也让电视机前的市民自觉思考，在对党员干部进行监督的时候，自己应该尽哪些责任、怎样当好城市的主人翁。（记者 柴逸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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