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预言”不靠谱的原因【2】

“三大预言”的内涵是什么

“唱衰中国”预言的基础来自于20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后，美欧意识形态领域抛出的“三大预言”。具体分析而言，这三大预言主要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领域，以美欧先进国家支配世界为前提，对未来进行了展望。

首先是政治领域，预言认为，“欧美式民主制度将一统天下”。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苏联东欧地区改革的失败，这些国家的执政党纷纷发生了更迭，抛弃了社会主义道路，走上了全盘西化的道路。在人们为之震惊的时候，美国日裔学者，曾担任美国务院政策计划司副主任和兰德公司智囊的弗朗西斯·福山抛出了他的成名作《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之人》。在这部书中，其认为苏东剧变标志着欧美式民主制度的最终胜利，欧美式民主制度将成为人类发展的终点。从这一角度上讲，他认为，人类的历史已经终结，生活在欧美式民主制度之下的人们将是最后之人。

其次是经济领域，预言指出，“新自由主义将成为全球普遍模式”。1989年开始的苏东剧变，其导火索却是出于经济原因。正是由于长期以来奉行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僵化，使得苏东各国人民生活条件发展停滞，蓄积了社会不满。回顾历史，当时的某些西方国家其实或多或少也患有同样的毛病，自1930年代主张国家干预、强调“看得见之手”的凯恩斯经济学成功解救了大萧条中的资本主义后，美欧各国政府无不将之奉为圭臬。然而，正如计划经济体制的僵化负面效果一样，凯恩斯主义过多的国家干预使得某些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纷纷陷入“滞涨”的困境。此时，同样诞生于20世纪20、30年代，强调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把握住了机会，成为了里根、撒切尔、中曾根康弘等发达国家领导人的执政信条。苏东剧变后，经济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巨大真空。为此，某些国家抛出了新自由主义将统一全球的口号，意在完成他们主导下的世界经济秩序变革。

最后的领域是在意识形态上，由于苏东国家信奉的是共产主义，与美欧资本主义国家针锋相对。因此，剧变不可避免地被某些国家认定为共产主义必然失败的“铁证”。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战略思想家布热津斯基和他的著作《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和《大失控与大混乱》。他认为共产主义违背了历史规律，因而它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共产主义将作为20世纪最反常的政治与理性畸形物载入史册”；《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对社会主义也进行了种种诘难，该书把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把列宁、斯大林与希特勒视为同类，诬之为“极权主义”，是“有组织的疯狂的政治”、“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流血”等，并称正因为这种“强制性乌托邦是一种进行全面控制的企图”，因而它“生产了一台自我毁灭的机器”，所以“这个制度必然垮台”。

“三大预言”日显苍白，越来越难以实现

但事与愿违，先不提中国，此后二十多年的历史证明，人类发展的轨迹使得这“三大预言”似乎越来越难以实现了。国际局势持续乌云弥漫，地区间对峙和冲突层出不穷，极端恐怖主义大行其道。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先发国家采取强力手段干涉别国内政，强行“实现预言”的行径，更进一步恶化了国家与文明间的关系。“三大预言”日显苍白。

面对如此不利的局面，美欧舆论界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各种分析和辩护层出不穷。实际上，从一开始，这“三大预言”内部所充斥着的谬误和矛盾，就埋下了其失败的种子。

先从政治上的欧美式民主制度说开去，从来都不应该用一种固定模式去教条式地套用民主和自由制度。民主制度本身就版本多样复杂，民主制度发挥其效用，总是与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具体情况密切联系。对一个国家来说，能促进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民生幸福，就应该属于良好的民主制度。反之，如果一种民主制度，引起经济衰退、政局动荡和百姓痛苦，那么就说明它的不适应和尚待调整。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对于美国民主的赞誉不遗余力，但也承认美国的民主制度实际上是“一部精巧的仪器”，将之放到邻国墨西哥恐怕都会出现运转不灵的情况。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脚知道”，一味迎合欧美式民主制度，削足适履，很有可能适得其反，影响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还有一点，像弗朗西斯·福山那样，使用“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之人”这种带有黑格尔哲学色彩的概念来宣扬人类的发展已经走向尽头，也实在是把人类文明想的太简单了，把世界的发展想的太单纯了。这种哲学上的宿命论本不值一驳，只不过是政治产物罢了。

之后的历史我们都非常清楚，欧美式民主制度并没有高奏凯歌并为全世界带来希望和福祉，相反，一些国家的政治秩序在崩溃以后，人民的生活水平甚至是生命安全都无法得到保障，失望的人群转而投向了极端主义的怀抱，世界安全形势反而进一步恶化了。面对如此窘境，早先曾豪情万丈的福山面子上也有点挂不住了，他在21世纪撰写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与《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两本书当中，不得不对于自己以往的观点进行了修正。他认为，以往人们过多关注于民主制度，但在施行民主制度的同时，政府的作用不应再被忽视。对于崛起中的中国的政治体制，也开始重新进行思考。福山的“转向”实际上已经宣告了关于“美欧民主制的预言”的结局。

继之而来的是经济领域的“新自由主义”。上世纪末最后十年以来，以之为内核的“华盛顿共识”，在拉丁美洲、东南亚和前苏东地区的国家内广泛施行，大行其道。但是，好景不长，“华盛顿共识”很快在实践面前濒于破产。

苏东国家和地区是“华盛顿共识”全新的试验场，在那里，有着别离社会主义，对新自由主义所描绘的美好生活充满憧憬的人们。可是经过20多年的发展，情况却不尽如人意。以前苏联最大的遗产继承者俄罗斯为例，叶利钦上台以后，任命盖达尔等一批信奉新自由主义、毫无俄国实践经验的年轻学者执掌经济大权。盖达尔上台以后就对羸弱不堪的俄国经济断然采取“休克疗法”和对国有资产实行断崖式瓜分，结果俄国经济迅速崩溃，黑金政治享受着本属于人民的饕餮盛宴，中饱私囊现象司空见惯，形成了遗毒俄国社会至今的经济寡头现象。经济前景黯淡，社会矛盾加剧的俄国进而也对某些国家产生了怨恨之心，间接导致了如今俄国和美欧的紧张关系。

即便是作为新自由主义大本营的美国，在这二十多年的发展中，也不得不对其效用进行了反思。2008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很快演变成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的根源如今已经揭示，正是由于新自由主义环境下政府对于金融市场和整个经济领域疏于防范所导致的。基于此点，奥巴马上台以后，其推行的“新政”明显摒弃了原有的新自由主义路线。美国政府对于市场的规制在接下来数年明显增多，且国会赋予联邦政府权力的范围也在不断拓展；政府所推出的全新且强而有力的产业政策，不断占据着经济界的头条新闻；对银行金融业的重点监管，一时让舆论惊呼奥巴马是否在学习凯恩斯主义的最初尝试——罗斯福新政……种种行为都表达出同样一个信号：美国已经在重新考虑新自由主义路线的地位，这对于有关新自由主义的预言，打击是致命的。

最后是关于“共产主义必将衰亡”的预言，这就根本不必辩驳了。正是在这二十多年的历程当中，中国稳步发展，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平崛起的势头已无可阻拦。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和某些国家的强大压力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却不断稳固，世界影响力不断增强，这就是最好的反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