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甚或战争
中日两国“历史问题现实化”和“现实问题历史化”已形成恶性循环，如此发展下去，两国间会发生冲突甚或战争吗？
一、石原慎太郎制造的钓鱼岛收购闹剧是出于个人政治目的，日本政府就此被“绑架”。安倍上台后，巧妙地对此闹剧加以利用及诱导，进一步扩大了事态。然而，钓鱼岛事件以来，从日本政府所采取的碎片式的、漏洞百出的、前后矛盾的应对举措中，可以看出它还不是蓄意预谋。看上去动作频频，实则毫无章法。眼下可以肯定的是，日本政府尚未做好为钓鱼岛不惜与中国一战的准备。
二、战争，并非安倍政权的首要目标，但战争却是其可以凭借的政治手段。对安倍而言，最好的局面是，通过营造战争氛围，从中获取其想得到的利益。保持目前这种态势对日本而言至少有三点好处：其一，国内制造业相当部分进入军备生产，刺激经济；其二，联合东盟和印度对抗中国的军事压力，最大限度地淡化那些国家对日本侵略历史的记忆；其三，向美国讨价还价。而如果真的发生战争，对日本来说也不吃亏——和平宪法将直接失效，安倍等日本民族主义者将如愿以偿。
三、海洋争端在中日，战与不战在中美。在美国尚未完全对日本打开牢笼、松开缰绳的情况下，日本要做的并不是发动大规模战争，而是以持续不断的小型冲突，逐步完善自身军事体系，同时一步步突破美国的限制。其间，日本会像一头捕食猎物的狮子一样耐心而坚定地匍匐前行，一旦猎物出现懈怠或其他可乘之机，日本将一跃而起，突然咬断对方喉管。
四、今后一段时间，钓鱼岛方面甚至包括南海方面，可能出现两种冲突，一种是“偶发性冲突”，一种是预谋性冲突。我们特别要警惕后一种。日本人生性好斗，有军事冒险的天性。它最善于搞突然袭击。回顾历史，在面对中国、俄罗斯和美国的三次决定国家命运的全面战争中，日本都是靠偷袭取得主动。这是它的文化所决定的。冲突形式将是“冷兵器”对抗，也就是舰船相互冲撞。这属于心理战范畴。日本是这方面的高手。对战争，前人有过精辟概括：小战靠战术武器，中战靠国力，大战靠战略思想。中日如在钓鱼岛发生冲突，很可能是有限的战争，即小规模战争，主要靠战术武器。
五、钓鱼岛如发生冲突，必靠海、空军。西方媒体称，日本海军实力，世界第二，已经超过俄罗斯，仅次于美国，虽然它还叫自卫队，其实只差航空母舰没有造，是个标准的现代化海军。日本海军叫嚣，一旦发生战事，四个小时内“清空”中国东海舰队。这不能只看作是一句笑话。从1981年起，美国、日本就开始针对中国海军制定了名为“枷锁”的秘密海洋军事计划并演练过多次。日本军舰上都装备有通过卫星定位显示中国海军舰艇位置，叫作“点心”的系统，可以自行运作50年以上。日本空军的战机保飞率始终维持在90%的水平，高于美国空军的80%。有消息称，日本可能引进F-22飞机。美国军方号称F-22可以在两小时内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扔炸弹。起飞后直接进入平流层，在这个高度投弹，就算扔下一块砖头，由于重力加速，也能把一座大楼击穿。
六、中日不断对抗会使中日双方向和平的方面越走越远，向战争的方向越走越近。而一旦中日陷入军事冲突，对中国而言只有一个选择，必须打赢，没有退路。对日本而言，有三种结果：赢了获益极大，输了损失不大，讲和部分受益。对美国而言有更多选择。日本不怕败，中国不能输。否则，就会引起国内问题国际化，国际问题国内化。
七、2014年又是一个甲午年。因对甲午荣耀的记忆和渴望，刺激日本军国主义“回光返照”，日本民间有不少叫嚣“第二次甲午战争”的声音。安倍也叫嚷要“第三次开国”。中国国内也有高涨的民族情绪。中日两国民族情绪是一种较量。日本领导人被这部分日本民众的民族情绪所挟持。在钓鱼岛，中国不主动打第一枪，但也要造成让日本不敢打第一枪的态势。毛主席讲过，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打仗是军人天职，怕打仗不是真军人，真打必须真准备。
八、我们必须以不惜战争的决心尽一切可能避免战争。作为军人，我们必须用“打仗的决心”争取和平。既可以通过战争捍卫和平，也可以通过和平捍卫和平。军事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其中的“不战”，是我充分做好战争准备的敢战、善战、能战下的“不战”。力争最好结果，准备最坏情况。古人云：“君子之本，本立而道生。”“本”讲的就是自身要硬，要立起来。历史早已证明，最靠得住的永远都是自己。
破 局
蔡锷曾说过：“中国要图强，必须越过日本这道坎。”中日这场斗争是战略竞争，决胜的关键不仅取决于硬实力的比拼，也要看软实力，看谁在战略指导上更胜一筹，看谁在实现国家目标的道路上走得更稳，看谁在战略判断、战略指导上更少犯错误。从这个意义上看，中日对抗是一场综合国力的较量。
一、自清朝以来，中国人对西方列强一直怀有艳羡心理，再加一点自卑。孙中山改变了这种心态，在对外交往中变得坚定、自信。蒋介石对日本的态度，称得上大体健康。他曾留学日本，了解日本。他不讳言日本的强盛，也不怕日本的强盛。起初他坚决不抵抗，后来抵抗起来也够坚决。抗战胜利后，他表示不以日本为敌，不向日本报复，并不要日本战争赔款。至今日本人还感激他，称他“以德报怨”。其实这表现了蒋介石的一种自信。蒋介石的对日态度后来为毛泽东所发挥。毛泽东比蒋介石还要自信，在日本赔款上也一笔勾销。最自信的人要属邓小平。1978年10月22日邓小平访日，中日两国互换《中日和平友好协定》。而就在五天前的10月17日，靖国神社接收了14个甲级战犯的牌位。10月18日，时任日本首相的福田赳夫还参拜了靖国神社。邓对此并不理会。邓的不理会是最大的理会。日本人知道他们永远不是邓小平的对手。从1979年开始，日本开始对华贷款，截至2010年底，累计向中国提供贷款27884亿日元，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出了相当的气力。今天，中日两国领导人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的，都是50后，从履历上看，我们的领导人无论在知识、情怀、历练、吃苦等方面，都远远高于日本领导人。新生代领导的博弈，充满了历史责任感。这不仅是领导人与领导人之间的博弈，更是国与国之间的博弈。
二、华盛顿说：“如果一个民族长久地仇恨或崇拜一个民族无法自拔，这个民族心理上就是奴隶之邦。”对待历史，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侵略国道歉诚恳与否上，是没有走出弱者心理的表现。这一点，美国做得比较好。夏威夷曾经遭受日本轰炸，留下过耻辱的记忆，但今天的夏威夷，已经成为一座对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国家都非常友好的城市。昨天的仇恨已经变成了今天的和谐。美国作为战胜国，对日本有天然的心理优势。在美国人看来，历史当然不能遗忘，但可以宽恕。战后的日本，在对待其发动侵略战争的态度上的确无耻，它既不诚恳向中国道歉认罪，又喋喋不休地说自己是“世界上唯一受到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意在反诉美国，这是战败国小儿科式卑微心理作祟。中国人必须在心理上清醒和强大起来。我们的自信和强大，是最终战胜敌人的法宝。仅在经济上反超日本，尚不足以使国人建立对日本的信心。真诚的道歉从来不是求来的，譬如德国总理勃兰特那历史性的一跪，正因为并非出自他国的要求，才显其真正认罪悔过的诚意和价值。中国人民如果能把历史变成“镜子”而不是“包袱”，面向未来，开辟未来，就真正超越了历史。
三、对待日本这样的国家，领袖个人的力量显得特别巨大。20世纪70年代初，中日开始交往，国与国之间无法沟通，只有田中角荣和毛泽东、周恩来这些第一代中国领导人的交往，使两国关系步步推进。中日关系从田中角荣开始，很大程度上是靠个人之间的关系来维护的，周恩来、郭沫若、廖承志等人发挥了巨大作用。这既符合东方的传统，又符合两国的利益。韩国尽管强烈批评日本领导人参拜——强度超过中国——但从未中断和日本的高层交流。日韩间因为独岛问题吵得不可开交，但根本没有武装冲突的迹象。
四、中日关系越是困难，中美关系越是重要。钓鱼岛紧张局势是否进一步升级，幕后最重要的因素来自美国。美、日两国虽是平等结盟，但实质是美主日仆。中日关系背后真正的操控者和决定者仍是美国。从美国的角度看，下一场战争最好不是由美国参加的战争，而就像历史上的代理人战争一样，由美国提供军火来消耗可能成为对手的大国国力。那么选择哪两个国家呢？有人说是中国和日本，也有人说是中国和印度。从反面看，这就是中国的假想敌是谁的问题。当前，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改善或部分改善对美关系，就不能对安倍和日本右翼力量釜底抽薪。我们应清点并打好手中每一张可能影响美国的牌。
五、我们一方面要看到，日本国内有着巨大的右翼势力，另一方面，日本还有强大的反对军国主义复活的力量。真正阻止日本修宪的关键因素还在日本国内。日本军国主义若真的死灰复燃，首先要通过的就是国内民意这道槛。这道门槛不易跨越。从日本反右翼势力的一些表现中，可以感觉和触摸到这股力量。自从1978年靖国神社开始合祀14名甲级战犯牌位起，日本天皇就再也没有参拜过靖国神社。战后，很多首相参拜了靖国神社，也有不少首相没有参拜。
六、由于历史和地理原因，台湾方面对于钓鱼岛主权特别关注。最早的“保钓”运动，也是从台湾开始的。日本的经济两头在外，其能源的进口和产品的出口，有90%以上要通过台湾海峡。如果在新世纪的钓鱼岛冲突中，两岸建立互商互联机制，共同御敌，日本将腹背受敌，首尾难顾。钓鱼岛问题也是“一个中国”诉求的最佳切入点之一。韩国是崛起中的中等强国。韩国在反日问题上与我有共同点。在对日关系上，台湾、韩国都是可以团结的力量。
（作者系中共中央委员，国防大学政治委员，空军上将）
（来源：当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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