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
如何全面准确深入揭示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其逻辑起点是什么？这需要借助哲学思维和方法。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使命，是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为此，首先要实行“结构转型”，因为现代化过程首要是结构转型的过程。这种转型，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艰辛探索和积累的基础上，从1978年真正开始的。“结构转型”是把握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的逻辑起点。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是政治权力过大，经济权力和社会权力相对较小，而且经济权力和社会权力往往依附于政治权力。这本质上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社会层级结构。这种结构必然产生“权力至上、自上而下、逐级管制、缺乏制约”的权力运作方式。这种权力结构及其权力运作方式具有一定的历史积极作用，这就是如果决策正确，可以动员和组织国家一切资源和力量办大事。然而，它也有弊端，即权力高度集中而如果缺乏有效制约，容易产生腐败和不良作风。这是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结构性障碍。结构转型，就是要进行“领域分离”：一是政企分开；二是政社分开。政企分开，意味着有一个领域相对独立，这一领域是经济领域。在这一领域，市场力量或资本力量逐渐增长并发挥作用。政社分开，意味着另一个领域相对独立，这一领域是社会领域。在这一领域，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力量逐渐增大并发挥作用。显然，伴随着领域分离的是“力量转移。”
今天，我国的市场或资本力量、社会力量的增大，就是这种力量转移的真正写照。力量背后的实质是利益。由此，力量转移必然带来或展开的逻辑，就是“利益博弈”。今天，我们正处在各种力量和利益的博弈期。思想的背后是利益，利益往往是用思想来表达的。这种力量和利益博弈的必然逻辑，就是“思想多元”。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力量、利益、思想多样多元的时代。力量转移、利益博弈和思想多元正在引起当今中国社会广泛而深刻的变化，这就是“整体升级”。
具体来说，1978年以来，我国真正开始实行结构“转型”，现在还一直处在转型过程中。然而，1978年之初，我国处在解决“发展问题”时期，这种转型也只是在某些领域展开，而不是整体转型。十八大以来，以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标志，我国真正进入了邓小平所说的“发展起来以后”时期。这一时期，我们所发生的不只是部分转型，而且是以力量转移、利益博弈、思想多元为推动的整体转型，甚至是整体转型升级。这种整体转型升级，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国家权力运作方式、人的生存方式、外交方略等全方位展开了。这种整体转型升级首先要解决因力量转移、利益博弈、思想多元且法治、德治、治理没有跟进而在今天出现的思想分化、认同危机问题，目的是为了达到“整合共识”。要解决思想分化、认同危机进而达到整合共识，要积极推进当代中国发展的整体转型升级，“现代治理”能力是关键。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之所以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背景和意义就在于此。现代治理的主要手段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其首要目的是解决思想分化、认同危机进而达到整合共识，且顺利推进当代中国的整体转型升级，这些都是为了“建构秩序”，即建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良性秩序。当前，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正致力于建构这种良性秩序。如提出的公平正义、建设法治中国、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德治国等等。现代治理、建构秩序的根本目标，首要就是“民族复兴”。这，就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
时代性课题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
“中国问题”是从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中生长或产生出来的。其中最根本的问题是人们所要回答的“时代性课题”，或者说，从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中应提升出当今需要我们高度关注并回答的时代性课题。根据以上论述，这一时代性课题，从哲学来讲，可从目标和手段两个基本维度来把握：一是目标维度，即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二是手段维度，即怎样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近代以来，尤其是1978年以来，中国的历史使命和总任务就是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实现“结构转型”“整体升级”“整合共识”“现代治理”和“建构秩序”等，主要就是解决怎样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问题的。
解答这种具有总体性的时代性课题所需要的哲学思维，是“总体性战略辩证法”。这里，战略思维重根本、全局和长远，是对战略问题做出战略性思考和谋划。总体性辩证法注重系统、结构、矛盾和重点，注重联系和发展，注重运用辩证思维化解矛盾、解决问题、把握工作重点。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从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中产生出来的，是从对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中产生的“中国问题”尤其是时代性课题的解答中产生出来的。这里的逻辑是：现实逻辑—中国问题（时代性课题）—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可以说，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书写当代中国发展“现实逻辑”的典型范例。具体来说，习近平总书记具有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他心目中的问题，从根本根源性来讲，就是从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中生长出来的时代性课题。他运用战略思维来思考和谋划治国理政的战略目标（这是目标维度），这就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运用总体性辩证法来思考和谋划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这是手段维度），这集中体现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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