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脱亚论”到“大陆政策”：思想与战争互动并进
明治维新后，日本的侵华理念由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等人的书斋设想，演变为军国主义侵华思想与侵华战争互动并进的形态。一方面，奉行“富国强兵”、力图摆脱对欧美国家的屈从地位的日本政府，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对外侵略道路，并将矛头直指中国。另一方面，以被称为“日本近代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民间报人福泽谕吉为代表的军国主义倡导者，大肆鼓吹弱肉强食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为明治政府军事扩张和侵略亚洲的野蛮行径摇旗呐喊。⑩福泽谕吉在近20年写的四十多篇鼓吹侵华的文章里，把日本“文明开化”的近代化与侵略中国联系起来，公开标榜侵略合理合法。他提出的侵占朝鲜、吞并台湾、再占领东北三省并最终将日本国旗插在中国京城的一系列侵略构想和实施方略，被后世的军国主义者全部付诸为侵略行动加以实施。
1874年5月，日本陆军司令官西乡从道出兵入侵我国台湾地区，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屈辱的《北京专条》，以赔款50万两白银作为日本侵台军退出台湾的条件，虽然侵台战争的规模不大，但由于清政府的软弱和英美对日本的支持，日本的不战而胜更刺激了军国主义分子的侵华欲望。 这次入侵台湾是日本走上明治维新之路的首次对外用兵，其中包含着侵略朝鲜、侵吞琉球的武力试探。可以说，1874年日本派兵侵犯台湾目的有二：第一，这是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的开端，点出了近代日本对华关系的主题；第二，这是日本吞并琉球的一个步骤。在日本对外扩张的历程中，侵略中国和并吞中国的邻国总是相互关联着，这成为一个规律，而此次侵略行为就是这个规律的首次表现。 1875年，日本武装入侵朝鲜，逼迫朝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1879年吞并琉球，并更名为冲绳。
福泽谕吉一贯以“文明”国家正当行使权利为理由解释并积极支持侵略战争。对于明治政府的侵台行为，福泽谕吉在《明六杂志》上发文赞同：“终于迫使支那人拿出50万两白银的赔款，这对于国家来讲是件可喜可贺的事情。……谁都会为此而感到自豪，我等亦兴高采烈。”他还不忘提请读者注意，“我军费的大半用于资助西洋各国的商业”。他在结论中提出：“战争关系到国家的忍辱，国权关系到国力的胜衰”，并就此勾画了日本的发展蓝图，即“此次胜利，使我国国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第一次有了明确的内外之分，巩固了国家主义国体的根基，凭借这种国权扩张的余威，就可以平等地与西洋诸国打交道”，将来，日本一定能够屹立于西洋列国之林。 很显然，被日本称为“明治时期教育的伟大功臣”的福泽谕吉并没有觉得侵略他国有什么不对，反而在所谓“文明”的名义下，认为应该使歧视、侵略亚洲邻国的行为合理化、正当化。
随着日本国力的增长和内外形势的变化，福泽谕吉提出了“脱亚入欧论”。在他看来，中国和朝鲜如果不能像日本那样完全西化，必会亡国。日本也不必与之为伍，而应该像西方列强那样，参与瓜分中国和朝鲜。正如他在1882年11月的《兵论》中所言：“如果支那最终不能独立而落于外国人手里，我日本人不可袖手旁观，也应该奋起共同逐鹿中原。” 受此观点影响，日本在明治中期正式形成了“脱亚入欧”的对外政策。福泽谕吉在《脱亚论》（1885年）中明确表示：“我日本国土虽位居亚细亚的东边，但其国民的精神已脱去亚细亚的痼陋而移向西洋文明。然而不幸的是近邻有两个国家，一个叫支那，一个叫朝鲜。这两国的人民为亚细亚流的政教风俗所培育，与我日本虽无大异，但或许是因为人种的由来有所不同，处于同样的政教风俗中，其遗传教育之旨却有不同。……如今支那朝鲜对我日本没有丝毫的助益，而且在西洋文明人看来，三国地理相接，有时甚至将三国同样看待，以评价支朝的标准来评价日本也并非不可能。”“这些事例不胜枚举……间接地会成为我外交上的障碍，是我日本国一大不幸。故今日我国之上策，与其坐等邻国开明而共兴亚洲，毋宁不与他们为伍，而与西洋文明共进退；与支那朝鲜接触时，也不必因为他们是邻国就特别客气，而以西洋人的方式处理即可。与恶人交友就难免恶名，我们要从内心里谢绝亚细亚东方的恶友。”
可以说，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鼓动日本积极加入列强行列，以“西方文明”贬抑中华文明，具有狭隘的民族主义色彩。当看到西方“文明”的压倒性武力强势时，福泽谕吉随即放弃昔日对于中国文化的崇敬之情，转而迅速拥抱“西方文明”，甚至不惜以贬低、丑化和“脱亚”的极端方式，切割日本与中华文明的历史关联性，并以此向西方列强表明对于近代西洋文明的价值观的高度认同。以接受“文明开化”的“大日本帝国”的优越感来观察中国、看待中国，把中国喻为“顽固、落后和野蛮”的国家。福泽谕吉声称其在《文明论概略》中所谓人类社会要经过“野蛮”“半开化”“文明”三个发展阶段的文明史观，是通过对西方“先进国家”的考察、体验和文献学习而形成的。问题在于，他正是根据这个文明史观，把对亚洲各国的歧视和侵略主张合理化的。福泽谕吉在宣称“保护亚洲东方乃是我之责任”的同时，也表明“如果情况紧迫，可以不客气地占领其地盘，并以我之手重建”。他在1883年10月的《外交论》中写到：在“世界各国相互对峙、禽兽相食”的国际关系中，“若食者为文明之国”。 至于所谓保护东方各国的“责任”，福泽谕吉毫不掩饰日本应该侵略他国、合并亚洲各国和进行殖民统治的民族扩张主义意向。可以说，福泽在其《文明论概略》宣传“侵略战争正义”的基础上，在《脱亚论》中宣扬“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观点，为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形成及发动侵略战争提供了理论支持，客观上促成日本“大陆政策”的拟定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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