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日法西斯反人类的邪恶本质是不可否认的，但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简单地描述为西方盟国拯救人类的战争，不仅降低了中国等非西方国家的巨大贡献，也导致了西方内部意想不到的逻辑矛盾。根据当时的政治宣传，反法西斯斗争是一场拯救全人类的共同事业，所有正义力量都应竭尽所能、相互援助。这既是帮助别人，也是在帮助自己。美国作为战时盟国最主要的后援，对同盟国坚持抗战发挥了巨大作用。面对战后归还美国战时债务问题，一些国家，比如英国就曾希望美国能以此为由免除战时债务。当然，英国的这一理由遭到了美国的拒绝。相反，倒是战后全球政治经济的需要才使得美国转变了对西方盟友战时债务问题的态度，并共同构建了西方对二战的主流叙事。
语言的结构并不总是等于事实的结构。对二战历史的叙述往往会受到特定政治环境的影响而呈现出不同的表述。这不仅源自各方经历的差异外，更体现了其立场和认知尚未达到充分的统一。其结果，不能不影响到各国之间的相互信任以及对二战教训的全面总结。
对战争根源的基本反思
作为一位理想主义者，康德对世界和平的信心源自于对人类理性的乐观。二战结束至今，确实没有再爆发新的世界战争，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人类社会远未实现理想的和平。这不仅是因为各种形式的局部冲突和战争从未停止，更因为这是一种核均势下的 “恐怖和平”。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卡尔·多伊奇认为，如果人类在明天突然灭亡了，那不会是因为饥饿，也不会是因为瘟疫，而是战争！因为以人类今天的科学技术水平，任何饥荒和瘟疫都不足以毁灭全人类。但以核武器为代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出现，使得现代世界大战一旦爆发，足以毁灭整个人类。在这种情况下，阻止新的世界大战不仅是一种道义责任，更是一种政治必须。
既然和平是一种普遍追求，那战争为什么依然存在？这是人类一直在思考的问题。除了对具体战争的历史性研究外，学术界主要从三个层面探索战争的一般根源：第一个层面是从人性的角度去探寻，比如认为国家就是一个人格化的理性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导致相互冲突；第二个层面是从国内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进行分析，比如各种版本的帝国主义论，将对外扩张视为国内发展或转移国内矛盾的现实选择，由此导致相互之间的战争；第三个层面是从国际力量结构变化进行分析，认为新兴大国的崛起往往导致与既有大国之间的霸权之战。
应该说，导致每场战争的具体原因很多。但与传统战争相比，现代战争，尤其是大规模战争与领导者个人意识的关联越来越弱，而越来越多地与国内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关联起来。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生产与市场的矛盾常态化，必须通过外化的方式来缓解。而政治意识的普遍觉醒和政治参与面的不断扩大，使得现代国家承担起越来越多的经济社会责任。当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扩张本国经济作为生存之道而又缺乏一个有效的国际协调机制的时候，战争的爆发就很难避免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许多战争的爆发主要是源自于社会变革严重滞后于技术变革所导致的。在这里，社会变革既包括国内协调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组织制度，更包括国际上协调各国经济政治关系的组织制度。
假如历史可以重来，如何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西方对这一问题主要有两种答案。一种观点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源自于法西斯主义的邪恶本质，而绥靖主义则纵容了他们的野心。它给我们的教训是，维护和平的根本途径就是到世界各地不断寻找新的“邪恶力量”，并从一开始就采取强硬立场，将其扼杀在摇篮中；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如果不是各国采取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引发并加剧30年代大危机，法西斯主义势力很难在国内获得那么大的支持，世界大战或许就可以避免。建立一个稳定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是避免经济危机以及由此而引发社会政治危机的根本途径。这两种观点在战后美国的对外战略中都可以找到其影子。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通过加强国际经济协调与合作，重建国际经济秩序，使西方避免了重蹈历史覆辙；而坚持对抗思维的结果是，导致了战后持续半个世纪的东西方对抗以及各种形式的代理人战争。期间，双方还几次将人类拖入到相互毁灭的边缘，其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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