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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中国真正需要怎样的“能官”

袁 刚 唐任伍 陈天祥

2015年04月14日08:26   来源:人民网-人民论坛

原标题:中国真正需要怎样的“能官”

特邀专家: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袁 刚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长、教授 唐任伍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公共管理学系教授 陈天祥

主持人: 刘 建 张夏梦


改革派官员应该是怎样的?

唐任伍:“改革者”首先是市场秩序的建立和维护者。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官员首先要讲规矩。在重视法治的现代民主政治框架里,不守法、不讲规矩的“能吏”,把自己管辖的领域当作私人势力范围,置规矩、正义和法治于不顾,“任性”地展现自己的个性,使得党和人民给予的权力成为“绿林时代”。这种“个性官员”的“改革”,没有法治和制度约束,难免出现问题。仇和等一批官员的落马,再次彰显了“权力不可任性”的正确性。

改革者必须要有能力、有个性、有思想,光会说空洞的道理,不干事、干不成事的官员,在今天这样的改革开放时代,肯定得不到老百姓的欢迎。也就是说,“庸吏”是不足取的。问题是一些所谓的“改革者”,缺少对法治应有的敬畏,不是致力于建立并维护公平、公正、透明、法治的市场秩序,而是以改革之名,官商勾肩搭背,大搞权钱交易、利益输送,损害党和国家的利益。这样的“改革”,实际上是在摧毁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明规则”,让“潜规则”大行其道。

一些官员缺少的并非政绩,而是缺了建立和守护“法治、规则”的精神,缺了对法治的敬畏。要让官员致力于建立起公平、公正、透明、法治的市场秩序,使得没有模糊地带,潜规则没有市场,这才是真正的“改革者”情怀。建设法治社会,精英官员要带个好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任性”改革,不适用法治社会。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总体框架是“四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同时也是“改革”的总体思路。下一步的改革,首先要为政府和市场划定“雷池边界”,使政府在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过程中,减少官员的寻租空间。这种改革实际上是“改革者”将改革的目标瞄准自己,动自己的“奶酪”,这就必然要遭到一些既得利益者的抵制和反抗。因此,真正有作为的“改革者”,如果依靠自己的勇气和胆量,在社会上产生“同频共振”的反响,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改革的成功,一要做好顶层设计,将法治化、市场化、国际化进行系统设计,建立起公平、公正、透明、法治的规则和秩序,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二要列出“权责清单”,将各项事权显明于规则条文之中,避免部门之间的横向推诿和层级之间的纵向推诿,堵住漏洞,填平真空,不给权力寻租、利益输送留下空间;三要为政府、市场划定雷池边界,通过立法明确政府与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以及公民个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并赋予其刚性,既不应陷于“市场化不足”,亦不应倒向“市场化过度”,同时也为改革者划定刚性的“公私边界”,使得改革者不能随意曲解规则而越雷池半步。

中国的改革是有边界的,因此,改革者是不能“任性”和无限扩张政府权力的。这种边界表现为:一是政治边界,即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一旦出现颠覆性错误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因此,在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时既要一鼓作气,大胆探索,勇于开拓,也要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稳妥审慎,三思而后行。二是制度边界。中国面临的改革需要突破很多制度障碍,习近平总书记说的改革进入深水区、要啃硬骨头,李克强总理说的“壮士断腕”,实际上就是指制度改革和利益调整。全面深化改革如果要取得突破,体制、机制上不突破是不可能的。但是,体制、机制上的突破决不是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的经济制度,实行所谓的私有化,这是改革的制度边界。三是利益边界。改革就是利益调整,就要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动一部分的“奶酪”,必然会遭到既得利益群体的顽强反对。因此,改革必须要回应社会的期待,为大多数老百姓带来实惠。

陈天祥:一个改革派官员,笔者认为必须具有两个突出的素质。一是识大局,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事情。也就是说,能顺应历史潮流,懂得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二是能将要做的事情付诸实践,将事情做好,包括善于决策和懂得运用正确的方法将决策落到实处。

作为一个官员,要想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事情,就必须敏锐地把握时代的脉络,捕捉历史前进的方向,明白什么是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所在,并以此确定自己的施政目标。但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因为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时间、地点和其他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如果僵化地理解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即使有再好的为人民服务的愿望,结果亦可能事与愿违。

例如,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低,人民的物质生活非常穷困,甚至连温饱问题都得不到解决。这个时候,对于一个官员来说,如何尽快地发展本地经济,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就是压倒一切的最重要工作。相应地,人们对自身的权利意识没那么敏感,对强制性的管理方法的容忍度较高。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的诉求会随之变化,逐渐要求政府提供更好的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如完善各种公共设施,以及提高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等,要求政府转变职能,重视民生事业,以满足人民更高层次的物质和精神需要。这个时候,如果一个官员仍然将精力集中在招商引资,到头来虽然GDP速度上去了,但民众没有从经济发展中得到应有的实惠,如果政府及其官员管理方法粗糙,不注重与民众的沟通,独断专横,就很容易造成与民众之间的对立和冲突。

进入新世纪以来,一些地方群体性事件频发,实际上就与政府及其官员没能及时捕捉民众新的利益诉求,导致思想僵化和决策失误有关。因此,作为一个改革派官员,必须做到与时俱进,以不断的改革和创新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适应人民群众不断变化的利益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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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万鹏、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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