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同样的东西，得出来的结论截然相反，就是因为思维水平不一样
“学好辩证法，走遍天下都不怕。”在孙正聿看来，这句话看似有些夸张，但其寓意却不浅。
“现代领导者必须具有哲学头脑。千学万学，不离哲学，毛泽东等我国历届领导人都提倡学习哲学，共产党的干部为什么与众不同？就是因为有哲学头脑。”
解放周一：现在学习都强调与社会现实相对接，辩证法能解答当今的什么现实问题？
孙正聿：对于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来说，最主要的是提高治国理政的本领的问题。治国理政，最重要的是提高辩证思维和战略思维能力。所谓战略思维，就是要做到“审大小而图之，酌缓急而布之，连上下而通之，衡内外而施之”。“审大小”是目标选择，“酌缓急”是举措选择，“连上下”是根据选择，“衡内外”是视野选择。
提高辩证思维能力，对于反腐也是非常重要的。我自己提出一个说法，要反腐就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个叫做制度管人，一个叫做人管自己。借用一句古话，人管自己就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制度管人就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这就叫做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前面两个是制度管人，后面一个是人管自己，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光强调制度层面还不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想一想，不让住大饭店他不去了，他私下改去什么会所了，找个隐蔽的地方还能腐。只要他想做坏事，还是什么都能做。
解放周一：思维决定行为，所以除了约束行为，还要提升思维水平。
孙正聿：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有一句话，“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那就是说，我们大家看同样的东西，最后得出来的结论截然相反，就是因为思维水平不一样。
比如，现在领导干部走基层、送温暖，有的效果并不好，到老百姓家里，握个手，照个相，回头就在媒体上报道出来，那是纯形式的。毛泽东同志说的“蜻蜓点水”、“走马观花”都没做到，纯粹是做样子去了。还有反“四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也有个别人在会上互相批评前串好气，打好招呼，再到会上表演一番，这有什么意义呢？一个人要有一种非常强烈的社会担当意识，才能够踏踏实实搞调查研究，实实在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才是真正的履职。而担当意识不是凭空产生的，你说现在学习辩证法、提高思维水平重要不重要？
总围绕一些现象转，只看局部，会变得目光短浅
用一个小时的时间讲辩证法，不论听众是谁，都是很有挑战性的任务。
带着听者走进哲学思考的大门，孙正聿有把钥匙，那就是哲学思维与当下中国的密切关联。
解放周一：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对党和国家领导人，您重点讲了什么？
孙正聿：我主要讲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论、认识论和价值论。同时讲解了一些人们耳熟能详但缺乏深入分析的哲学概念。
解放周一：在发展过程中，情况难免层出不穷、千变万化，从哲学角度来看，您觉得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什么？
孙正聿：关键要认清主要矛盾。中国目前的主要任务是什么？还是“四个全面”。不加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
现 在 很 多 地 区 不 再 迷 恋GDP，转而更加关注民生、生态，也是认清了主要矛盾。我们制定任何一种政策，永远是面对着不同的利益诉求，那么我们就必须在一种利弊权衡当中，做出一个价值排序来。我们要着重解决什么问题？我们要重点去抓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我们可以暂时不去管它？
比如说，今年1月，希腊新一届总理当选，齐普拉斯是个左派，他演讲时说我要把原来的经济政策都推翻，我们不搞紧缩了。老百姓当然都欢迎这个，可这一套行得通吗？保持原来的政策才能继续在欧元区里面生存，否则就不能维系了。所以他上任后只能又得联合，又得调整。
解放周一：在这次集体学习快结束时，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时连说了5个成语，提醒大家不能“盲人摸象、坐井观天、揠苗助长、削足适履、画蛇添足”。这5个成语反映出什么样的哲学思考？
孙正聿：他讲的都是哲学里的整体和部分的关系，现在还是有些领导干部缺少对整体和部分的辩证思维，存在急功近利的心态，看问题也总是围绕一些现象转，只看局部，忽视整体。这样的话，就只能变得目光短浅，缺乏驾驭全局的能力。
真正的辩证法，是在两极当中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超越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这不是一个抽象的口号和一句空洞的套话，也不是走一走、看一看、想一想和说一说就能做到的。
用一支粉笔讲清所有的哲学问题
在孙正聿看来，哲学不是冷面孔，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亲切的。
学哲学除了在课堂上，更应该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活学活用，无处不哲学。
解放周一：我们都知道，很多领导人对哲学都很有研究。像李瑞环就写了 《学哲学用哲学》《辩证法随谈》等和哲学相关的书。
孙正聿：他学得真的很透。我就给你举一个例子，学辩证法都学质和量，我们好像认为一个东西就有一个质，他说其实只有在对立统一关系当中，你才能把握那个质。他讲，比如拿一块木头，我把它做成一个桌子，这就是一个用具；我要是把它做成一个扁担，拿它打人，这就是一个武器； 如果一个坏人拿它再打人，这就是一个凶器；我把这个扁担拿到那个法庭上，这就是一个证据。这只是一个例子，但在管理国家的过程中，这样的思维尤为可贵。
解放周一：这样生动的例子，让人们觉得哲学是亲切的。而很多时候，哲学却给人感觉很抽象，很难接近。
孙正聿：哲学应该是亲切的。我也曾试图用一支粉笔讲清所有的哲学问题，怎么讲呢？哲学是研究人和世界的关系，人和世界的关系，最主要的是一种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我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主体，而世界是我认识和改造的对象，那么我是主体，粉笔就是这个客体。我和粉笔之间，首先构成一种主体对客体把握，把握它体现一种感性和理性的关系。我可以这样一直讲下去，其实哲学特有趣。
解放周一：除了讲课，还有什么其他有效的学习哲学的方法？
孙正聿：无法替代的方法就是读书，《马克思主义哲学十讲》、经典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十卷本，还有《列宁专题文集》，都建议大家去读读。
人生在世，主要是两件事，即想和做。想和做又各有两面，想包括“想什么和不想什么”，“怎么想和不怎么想”；做包括“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怎么做 和不怎么做”。人的一生要想问题、做事情，不外乎由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所决定，且最重要的是由间接经验决定的，而间接经验最直接、最重要、最普遍的载体就是书籍。一边读书一边思考，这是了解哲学特别好的方式。这一辈子，你读了些什么样的书，你读到什么样的程度，就决定着你想什么、做什么，你怎么想、怎么做。
■所谓战略思维，就是要做到“审大小而图之，酌缓急而布之，连上下而通之，衡内外而施之”。“审大小”是目标选择，“酌缓急”是举措选择，“连上下”是根据选择，“衡内外”是视野选择。
■要反腐就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个叫做制度管人，一个叫做人管自己。借用一句古话，人管自己就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制度管人就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这就叫做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中南海讲师”的哲学人生
自从到中南海讲过辩证法，媒体便给了孙正聿一个新头衔——“中南海讲师”。对此，孙正聿一笑置之。
讲课之前几位他带的博士后问他，孙老师你不紧张吗？他反问，我为什么紧张呢？哲学里有“无色不空，无智不通”。知识都在心里，也就不紧张了。
对哲学的喜爱，是很早就萌生的。
他说自己从小就对政治感兴趣。小学的时候，每天为了要去吉林日报社看《吉林日报》，都要走很远一段路。中学期间，家里很穷，穷到就连每周两块钱的伙食费，母亲都常常要去借，但是即使这样，看他喜欢，还是花钱给孙正聿订了两本杂志，一本是《文学评论》，一本是《世界知识》。
“我记得母亲常说这样几句话，都是她的人生格言，一句话叫做‘饿死不下驴’，另一句话叫做‘不蒸馒头争口气’，还有一句，‘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
平实的话语里，是深刻的人生道理。“母亲教导我要洁身自好、一定不能够做君子不屑为之的事。”
随着知识的逐渐积累，孙正聿开始读思想性的文章，尤其喜看人物传记。采访中，那些经典之语，他张口即来——“戏剧家普希金说，跟随伟大人物的思想，是一门最引人入胜的科学”；“诗人朗费罗说，伟人的生平昭示我们，我们也能够生活得高尚”；“戏剧家莱辛说，与其记住两个真理，莫如弄懂半个真理”……
读的人生哲学多了，人生自然也就开阔了。
孙正聿的哥哥是历史系的学生。哥哥在读大学的时候，他还在读高中。一天，哥哥谈到他们也上哲学课，可是关于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关系，他就是弄不明白。而一直课余读这类书的孙正聿，几句话就把哥哥的困惑讲清楚了，哥哥讶异，自己的大学同学们都讲不清的问题，弟弟怎么看得这么清。
高中毕业，孙正聿报考了哲学系。当时，主动选读哲学专业的人并不多，“没几个人愿意学哲学，真心实意要搞哲学的，当时可能全省也没几个。”
但“文革”剥夺了孙正聿考试的机会。1967年和1968年，他既无学可上也无工可做，几乎每天上午到湖里游泳、下午到图书馆看书。1968年底，他作为知青去九台县龙家堡公社下乡。3年后，被“抽”到长春铁路分局下属的长春东站当工人，分别做过装卸工、叉车司机、货运员、电影放映员。一直到33岁，才参加高考，成了学哲学的大学生。研究哲学的大门，正式向他敞开了。
今年，孙正聿已经69岁了，他还在搞哲学研究，也给学生们上课，对他来说，哲学还是那么有魅力。
他给自己定了下一步的目标——两个任务：一是写一本叫做《解剖灵魂的哲学》的书。他一直很喜欢读鲁迅的书，觉得鲁迅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哲学，解剖灵魂的哲学，这本书就是论鲁迅的思想的；二是写一本《经验论》，哲学本身是讨论经验的，他希望，能让人们更加了解哲学、用好哲学。（记者 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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