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耀桐：厘清党与法治的五大关系

　　【中图分类号】D920.1

　　【文献标识码】A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开创了中国沿着法治轨道前进的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涉及到当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诸多方面关系的认识和调整，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执政党与法治的关系问题。十八届四中全会对此做出了科学的分析和界定，厘清了执政党和法治的四大关系。

　　领导关系

　　我国宪法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正因为这样，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党的领导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根本的保证。必须加强和改进党对法治工作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过程”。由此可见，党和法治的关系，首先是领导的关系，也就是说在我国，宪法和法律的产生离不开党的领导，必须肯定党对宪法和法律以及法治的领导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是国家立法最多的时期。到2010年底，中国已制定现行有效法律236件、行政法规690多件、地方性法规8600多件，已经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而这一切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完成的。肯定党对法律制定和法治的领导作用，就是强调党所承担的神圣职责。没有党的领导，不可能有国家的法律体系和法治，党始终肩负着领导法律制定和实行法治的重任。

　　一致关系

　　确立党对法治的领导地位，并不是要把党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凌驾于法治之上，把法治简单地当成可有可无的工具手段，用则用之、不用则弃之，而是突出了法律和法治的重要性，强调在党和法治之间，两者互相依存、密不可分的一致关系。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治国、厉行法治，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充分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法治化才能有序推进”。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时，当时的理论界曾经有一种倾向，把党的领导和法治对立起来。他们认为，讲党的领导就不能讲法治，讲了法治就会否定党的领导作用，否定党的路线的作用和政权的作用，否定政治思想工作的作用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作用等。他们还认为，法治这样的概念有片面性，容易导致“法律万能论”，贬低和抹杀了党的领导。这样的看法和认识，当然是错误的、有害的，要加以纠正。

　　党的领导和法治在本质上是具有一致性的。其中的道理就在于，一个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乃至其法治精神、法治理念，正如历史唯物主义所理解的那样，实际上是这个国家的执政党、治理者意志和力量的体现。

　　包容关系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适应了党的建设和发展的需要，制定了党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章程》以及诸多的条例、办法、规定、纪律等，构成了党员、党的干部和党的组织必须严格遵守的规则。对于党的《章程》和条例、办法、规定、纪律等这些规则，毛泽东同志在1938年时首先把它称之为“党内法规”①，赋予法的概念。1978年，邓小平同志论述了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内在关系，“国家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②。

　　这次四中全会的《决定》更明确地阐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包括五大体系，即：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党内法规体系已被纳入法治体系之内，成为五大体系之一。这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法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其他的国家法律是相互包容的关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强法制建设，也包含着要把党规党法建设好。依法治国、依法执政，“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制定国家法律的同时，也抓紧制定党规党法。2013年5月，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2013年8月对党内法规制度进行集中清理、决定废止和宣布失效一批党内法规和文件；2013年11月发布《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这些举措充分体现了，新一届党中央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就是依章管党、依规治党的坚定意志。我们要实现在建党100周年即2021年时，建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运转有效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