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过去30多年我国走的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经济发展路子,目前依靠要素驱动的经济高速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面对世界科技创新和产业革命的新一轮浪潮,面对企业主动转型、创新意愿的明显加强,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正逐步发生转换。统计数据表明,2013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是1978年的近3倍,这是由体制改革、技术进步、结构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我国经济正逐步转换增长动力,逐渐转入创新驱动型的新常态经济,打造“中国质量”,真正实现增长速度“下台阶”,增长质量“上台阶”。
四是资源配置由市场起基础性作用向起决定性作用转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体现了我们党对市场经济规律认识的一次质的升华。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新常态下,政府不搞强刺激、大调整,主要通过转变职能、简政放权、减税让利等途径,将资源配置的决定权限交给市场,不断增强经济内生动力,并通过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等方式来弥补“市场失灵”。
五是经济福祉由非均衡型向包容共享型转换。近年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态势开始显现,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有所提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取得新的进展。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加快推进,由城乡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转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正在加快形成。此外,区域增长格局与协调发展正发生重大而可喜的变化。新常态下,经济福祉逐步走向包容共享型将是长期趋势。
以全面深化改革促进中国经济形成新常态
推动中国经济实现新常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够实现的,必须经过艰苦的努力奋斗才有可能实现。未来一段时期,我们必须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积极适应新常态,既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稳妥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带来的冲击,又要在战术上主动作为。要突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作用,遵循好经济规律、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这“三大规律”,实现经济的科学发展,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包容性发展,积极释放“中国红利”,促进经济进入7.5%左右的平稳增长期。
第一,大力实施简政放权,实现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新常态。新常态下,一是要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积极建立第三方评估长效机制,把那些含金量高的、管用的审批事项彻底放给市场和企业;二是要强化政府服务管理职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不断创新监管和服务方式,逐步转变服务管理方式、提高服务管理效能;三是要基本完成省市县政府机构改革,推进机构编制结构优化;四是要继续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逐步建立政府购买服务机制,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实现社会化、市场化。
第二,推进结构性改革,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新常态。新常态经济下,经济增速是“换挡”而不是“失速”,经济发展仍需保持合理增长速度,因为发展仍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2014年上半年的经济数据显示我国经济运行面临较大下行压力,面临较大经济运行风险,对此,一是要推进需求结构改革,尤其要积极寻求新的消费热点和增长点;二是推进城乡结构改革,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构建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三是推进区域结构改革,稳住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经济规模,避免经济出现“失速”;四是推进产业结构改革,构建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机制;五是推动收入分配结构改革,努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第三,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实现创新驱动经济新常态。新常态经济是创新驱动型的经济,我们必须将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应用转化能力放在促进形成新常态经济的核心位置。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积极培育壮大新产品、新业态。要深化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国家创新体系;要完善知识创新体系,强化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技术研究,提高研究水平和成果转化能力;要积极化解各种经济运行风险,走创新驱动和内生增长之路,努力形成“人人创新”的新局面。
第四,深化财政金融改革,支撑产业迈向中高端新常态。新常态经济是产业结构处于中高端的经济,这要求有健全的财税金融体制做支撑。从财税体制改革层面看,要加快“营改增”改革,进一步加大对生产性服务业的财税支持力度。从金融体制改革层面看,要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逐步拓宽金融机构负债产品市场化定价范围,使金融产品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要逐步稳步推进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改革。
第五,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城乡人民共享改革红利新常态。要加强农村地权制度的建立,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大教育体制、卫生医疗体制、养老服务体制等改革的力度,积极稳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进一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快从城乡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转换;要深入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要创新宏观调控方式和加快发展服务业,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力争就业增速稳中有进、就业质量稳中提高。
(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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